依照經濟學的解釋，流域為河流的集水面積或受水面積，是分水界內徑流最后匯于一條干流的總區域，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的集水區域，但習慣上常將河流地表水的集水面積稱為流域(于光遠主編：《經濟大辭典》，第2010頁)。一般而言，流域具有成為區域的前提條件，故各大江大河流域多可形成獨立的經濟區域。事實上，特定流域的發展均可視為一個由自然地理區域向功能性經濟區域的演變過程，在此過程中，會形成若干獨具特點的發展模式，這些模式作為區域性特征，對本地區的發展影響尤為深遠。本文所論的對象閩江流域即是如此。
閩江為福建省第一大河，流域總集水面積為六萬余平方公里，約占福建全省面積的一半。在地理空間上閩江可以南平為界分為上游和下游，上游多山區，水流較速，河道崎嶇難行;下游多平地，水流較緩，河面寬闊易行。就經濟聯系來看，在晚清之前，流域內部整體上存在著上游對下游的傾斜性聯系，即上游向下游地區輸出大量山區出產農產品，而下游對上游卻甚少輸出(陳支平：《閩江上下游經濟的傾斜性聯系》)，因此上下游間實際上是處于一種分離狀態。與此相對應的是，在上游山區各縣，存在著大量與鄰省如浙江、江西的跨省貿易，與下游比較起來，這些縣份與鄰省相關地區的經濟聯系更為密切(徐曉望：《晚明福建與江浙的區域貿易》)。但這一切在福州開埠之后開始改變。
這種改變始于流域商品輸出路線的轉移，一為茶葉，一為紙張。茶葉為閩江上游山區的傳統產品，其產銷史可遠溯至唐代。但在五口通商前，茶葉作為中西貿易的大宗出口商品，在外銷途徑上受到清政府的嚴格限制，閩江上游所產之茶須經江西轉運廣州出口。五口通商初期，武夷茶葉部分改由陸路轉運上海出口。直到咸豐三年(1853年)，由于太平軍攻占江浙要地，茶葉舊有運輸商道受阻，因而時任福建巡撫王懿德向朝廷奏請暫弛海禁，允準閩江上游茶葉改由福州海運出口。自此，閩北地區所產茶葉的外銷路線發生改變。至于紙張，五口通商以前，閩江上游作為福建主要產紙區，其所生產的紙品大多由陸路商道出江西、浙江，轉銷他處。五口通商后，由于東三省與南洋各地海紙市場的開拓，紙張貿易興盛，加上輪船在沿海貿易航運中代替了舊式帆船，從而提供了速度與運費上的便利，閩江上游紙品遂多改為沿江而下至福州海運出口，紙品商道亦發生改變。而閩江流域輸出的另一大宗商品——木材的外銷通道素來多循閩江水路，這樣閩江流域三大外銷商品茶、紙、木材的運銷通道在五口通商后都經由閩江至福州輸出。與此同時，進口商品也由福州循水道抵達流域每一個墟鎮，從而加強了流域內部各地間的經濟聯系。
商品貿易的繁盛使得近代閩江流域內部層級市場結構和市場網絡漸次形成，而后者又反過來進一步促進了進出口商品在量和值上的劇增。眾所周知，福州作為閩江流域的中心并非始自近代，但不可否認的是，隨著近代福州開埠及對外貿易的擴大，使得其流域中心的地位得以進一步鞏固，以至于外人稱“閩江的貿易系于福州之手，福州貿易興，閩江貿易自興”(東亞同文會編：《清國商業綜覽》(2)，第347頁)。與此同時，流域各地也出現了地區中心市場，分別扮演著閩江上游三支流及中游地區的地方各類商品集散與轉運中心的角色。除此之外，近代閩江流域尚有一批因土貨外銷而興起的市場，其中一部分是在傳統墟市的基礎上形成的，而相當一部分則有別于墟市。它們分布在各地水陸交通便利之處，可直接與地區中心市場和流域中心市場發生聯系。
這樣，晚清時期的閩江流域實際上已從一個流域變成一個經濟區，其表征即是在流域的地理范圍內，形成了一個以福州為中心的功能性的層級市場體系。與此同時，區域的發展模式也由此基本定型，即單純地向國際市場出口農產品及半加工品，同時進口大量近代機制生活消費用品。
從世界范圍內來看，一個國家或地區依靠農業產品積累資金，進而啟動產業改良、升級，從而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和產業發展的先例不勝枚舉，從發展模式上看，近代閩江流域似乎是選擇了這一路徑，但實際卻并非如此。就資金而言，首先，特產貿易當然可以獲得大量資金，但近代閩江流域的特產贏利沒有轉化為產業改良、升級的資金，原因首先在于經營流域特產貿易的商人多為福州商人和流域外商人，因而由貿易帶來的財富多數為這些商人所有并轉移，產地民眾獲之甚少。其次，商人資本再投資少，其阻礙因素多來自區域社會環境的約束。總的看來，近代以來的閩省政局更迭頻仍，使得各地社會治安情況惡化，土匪橫行，這給閩江流域新式工業的投資帶來了嚴重的威脅，時人稱“新式工業之盛衰，胥視資金之多寡，本期以來，閩省政局多故，投機事業，因鮮保障，遂趨減少”(《閩海關十年報告(1922-1931)》)。再次，除了本地資本外，外來資本少也是無法實現產業改良、升級的一個重要原因。除了外國資本以外，近代閩江流域甚至福建省賴以依靠的外資多為僑資，然而據統計，1871-1949年福建華僑投資福州戶數僅為30家，投資額為6828925元，僅占全省華僑投資總額的4.9%，流域其他各地如南平、永安、古田、閩清、福清、德化等地的華僑投資規模則更為弱小，近代以福州為代表的閩江流域對華僑資金的吸引力顯然不夠。這樣，在產業無法改良和升級的情況下，在資源消耗型的土特產品輸出貿易衰落后，區域的發展狀況也就每況愈下了。
近代閩江流域的發展模式同時也決定了港口城市的重要地位，換言之，港口及其城市的作用能否充分發揮實是區域發展的關鍵。然而綜觀近代福州港，其特征則是“港不興”，福州港的船只進出口數及貨物吞吐量始終處于較小的規模，據調查，20世紀初的十幾年里，福州港進出的汽船數常年均在520余只，載重量只有50余萬噸。與“港不興”相對應的是“城不興”。福州口岸城市及新式產業的發展也相應呈現出孱弱的狀況，其對腹地經濟的帶動力也呈嚴重不足的局面，導致口岸對腹地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資金、人力以及技術支持嚴重不夠。因此雖然有了一個完整的市場體系及區域中心城市，近代閩江流域的發展模式仍囿于腹地對中心城市的支撐，中心城市及其他地區城市未能在區域發展中成功發揮其應有功能。
綜上所述，近代閩江流域的區域性特征突出表現為福州港及城市對上游特產品產出地支撐力度的不足。從區域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們至少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反思：
第一，港口城市的功能。福州作為近代閩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依托流域腹地貿易而興，但也可將流域的興起視為福州港口城市功能的輻射影響所致。因此，港口功能的完善與否直接影響著城市的輻射力;同時，港口城市功能的完善實際也意味著區域向更大外部空間的開放，從而促使區域的外向性發展。
第二，城市與鄉村。一種良性的城鄉關系必須發揮城市(包括流域中心及地區中心城市)對鄉村地區的輻射力，這包括進出口商品的流通及城市在產業改良、轉型上對鄉村的支撐，具體表現為在資金、技術、勞動力及信息上對鄉村地區的支撐。就近代閩江流域而言，即是上、下游間，山、海間協調發展。這其中，政府作為區域發展的主導力量必須發揮作用。
第三，多重腹地的構建。福州作為近代閩江流域中心城市，長久以來不得不扮演著貿易型口岸的角色，這不能不說是整個腹地單純的特產輸出經濟發展的要求所致。顯然，多重腹地的構建對港口城市的發展具有多重的支撐作用，從而使得發展的路徑不再單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