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處于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各國面臨的前行道路似乎并不平坦:失業率微降難掩美國巨大的財政負擔;身陷核危機的日本,復蘇之路將會更加艱難而漫長;戰亂中的北非經濟遭受重創;新興經濟體正在飽受通脹的考驗;歐債危機的陰影還沒有散去。近期,標準普爾宣布將美國聯邦債務的長期評級由“穩定”下調至“負面”,這個看似只關乎美國經濟的評價下調讓我們懷疑:世界經濟是不是患上了“多動癥”? 作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中國似乎也很難逃避被傳染的可能。近期中國經濟活力明顯下降:2011年一季度GDP為96311億元,同比增長9.7%,較去年同期增速11.2%下降2.2個百分點,同時,三駕馬車也呈現疲態。 投資方面,2011年1~3月,我國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為25%,較去年同期增速26.4%下降1.4個百分點。在限購政策、提高信貸門檻等政策下,占據我國投資額三分之一的房地產業近期呈現成交量下降局面,但其價格仍然高居不下。 消費方面,2011年一季度,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為17.40%,較去年同期18%下降0.6個百分點。當前的持續高通脹已經促使居民消費信心降至歷史低點,而當前的房產限購還將影響新房裝修、床上用品、家用電器等物品的消費,北京等重點城市治堵也影響了汽車業的收入增長。從當前形勢來看,消費引擎的啟動任重而道遠。 進出口方面,2月份中國出現2011年度首次73億美元的貿易逆差。4月29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升破6.5,創匯改新高,中國出口難度再次加大,全年出口增速向下收斂的跡象明顯,考慮到美國、歐洲經濟仍未全面復蘇,中國未來出口的形勢不容樂觀。 最新公布的PMI數據顯示,4月份我國PMI為52.9%,環比回落0.5個百分點。經過上月短暫回升后,再次延續回落勢頭,顯示經濟增長處在適度回調過程之中。 我們認為,我國經濟的疲態在于當前流動性收縮過緊,實體經濟缺少必要的金融支持,正常運行受到影響。 4月份,中國央行在6日、21日分別上調人民幣基準利率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兩種調控工具的使用間隔如此之短,歷史罕見。一年期存貸款利率分別達到3.25%和6.31%;大型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達到20.5%,央行再次凍結資金3600億元,4月20日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shibor)除隔夜利率外持續全面上漲,由于本月公開市場到期資金規模高達9100億元,4月份公開市場與存款準備金率上調的回籠力度總計預計在1.2億元以上。央行的這些舉措,旨在為穩物價創造良好的貨幣條件。 然而,當前CPI指數仍然居高不下,3月高達5.2%,4月超5%也在意料之中,以此來看,貨幣政策持續緊縮對于抑制通脹似乎并無作用。這是因為,導致中國當前通貨膨脹的原因錯綜復雜,涉及到國內外至少四個因素: 首先,流動性過剩,該因素在2010年成為推動CPI上升的主導因素,隨著央行持續收縮流動性,該因素對CPI的推動作用已經減弱。 其次,中國人口紅利正在消失,各地用工荒加劇,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也推動了通貨膨脹的加劇。 其三,北非戰局動蕩導致該地區石油產量減少,并影響國際石油價格近期持續上漲。與此同時,一季度鐵礦石價格上漲40%,輸入型通脹顯現。 最后,近期國際流動性依然過剩,日本央行再次向市場注入10萬億日元,美國仍然維持寬松貨幣政策至6月,而中國國內人民幣存在升值預期,且利率高于上述兩個國家,國際資金有足夠的動力通過地下錢莊等其他方式進入中國套利。 在上述四個因素中,前兩者為內部因素,后兩者為外部因素。針對內部因素,中國管理層的措施基本已經用盡。中國管理層可采取的針對內部因素的措施中,貨幣政策收效甚微,減輕通脹的功能正在逐漸喪失;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不可逆轉,同時這也是提升普通居民消費能力刺激內需的前提,政府不宜對勞動力成本上升進行控制。 在此情形下,由外部因素導致的輸入型通脹因素成為主要防控對象。中國政府應更加關注石油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熱錢涌入等輸入型通脹因素,可考慮適度加快人民幣升值幅度,減少進口成本;利率不宜再上調,嚴格監管國際資金流動,盡量減少熱錢獲利空間。 2011年,在穩物價為首要任務的前提下,中國管理層以每月一次的頻率動用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每兩月上調一次基準利率,這樣的貨幣政策收效甚微,有矯枉過正之嫌。 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頻頻上調,直接使得銀行業可用額度減少,派生貨幣減少,流動性明顯減弱;再加上基準利率的上調,兩者使得企業借貸機會減少,借貸成本明顯上升,這一點在民間借貸市場得到了很好的印證,如溫州民間借貸年化利率已經高達150%,如此高的民間借貸利率反映出當前流動性日益緊張。 事實上,提高人民幣基準利率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均意在收緊銀行體系內的流動性,但是民間資本卻似乎被小覷了。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對內蒙古、陜西、山西、溫州等地的民間資本進行調研后發現,單單鄂爾多斯資產過億富豪數量就在6000人以上,民間金融系統規模已遠遠超過當地銀行存款存量,甚至于可以與當地銀行體系分庭抗禮。這些資金的80%最終都配置在了房地產行業,而對于股票和基金等投資品種的配置比例則相當低。這就不難解釋為什么高壓政策下房地產價格仍然居高不下,而股市卻長期低迷。 中國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不斷攀升已經是不爭的現實,我們認為,中國貨幣政策不宜進一步緊縮,以免危及經濟穩定增長,管理層還需審慎考慮,從治理輸入型通脹因素著手,在“促增長”與“穩物價”這兩大政策目標之間尋找最佳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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