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抑制和治理通脹需要較長的時間，欲速則不達
■ 只要經濟增長保持在8%至10%，通貨膨脹率控制在4%之內是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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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增長關注的是短期目標，是戰術性措施；調結構關注的是長遠目標，是戰略性舉措，兩者應緊密結合起來
訪談嘉賓：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 陳佳貴
主持人：本報記者 郭麗君
2011年是我國實施“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面臨許多復雜因素，各種經濟熱點此起彼伏，百姓關注度不斷提高。如何保持我國經濟良好的發展勢頭？如何處理好保持經濟穩定增長、治理通貨膨脹、調整經濟結構之間的關系？日前，記者就此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主席團代主席、經濟學部主任陳佳貴。
記者：我注意到近一年來媒體一些用詞的變化，比如前些時候談“通貨膨脹預期”，現在談“治理通貨膨脹”，您認為現在通貨膨脹的表現程度是怎樣的？
陳佳貴：從去年下半年以來，通貨膨脹初步顯露出來。今年通脹壓力進一步增強。一月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達到4.9%，二月與一月持平，三月上升到5.4%，一季度平均達到5.0%。今后幾個月通脹壓力仍然很大，全年CPI有可能超過4%。
造成通脹壓力增大的原因很多：一是流動性過剩；二是經濟增長速度偏快；三是農業的基礎不穩固，農產品價格上漲；四是成本上升；五是輸入性價格上漲。
記者：造成通貨膨脹的原因都是必然出現的嗎？
陳佳貴：上述五種因素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合理的，與經濟發展的大政策一致的，如農產品價格上漲，勞動者工資的上漲，國內資源價格的上漲等，但是必須通過增加供給或減少需求以控制上漲的速度；第二類是不合理，但是不可控的，如輸入性價格上漲，我們只能控制經濟增長速度，減少需求；第三類是不合理，但可控制的，如流動性過剩，經濟增長速度過快。因此，今年除增加農產品供給、適當收緊流動性外，一定要控制好經濟增長速度。
此外，造成通脹壓力的因素是長期積累的結果，抑制和治理通脹也需要較長的時間，不能一蹴而就，太急了不必要的行政措施就要出臺，反而欲速則不達。在2至3年時間，使CPI回落到3%以下是可以接受的，也是有可能的。
記者：經濟發展速度百姓也很關心，畢竟每個人都不希望經濟因為治理通脹而掉頭向下。您認為，應如何處理好保持一定經濟發展速度與治理通貨膨脹的關系？
陳佳貴：經濟增長速度過快，需求旺盛，必然要促使價格的上升，形成通脹壓力，甚至出現嚴重通貨膨脹。歷史數據也提供了佐證。從1990年到2010年的21年間，有10年GDP的增長率在10%以下，在這10年中，只有3年CPI在3%以上；相反，在GDP增速超過10%的11年中，只有3年CPI的上漲率在3%以下，其余8年都在3%以上。尤其是1992年至1995年，GDP超常增長，進入11%至15%區間，CPI也進入了6%-25%的區間。PPI（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的上升率與GDP的增長率也存在類似關系。
既然我國經濟“十二五”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定為7%，年度經濟增長的預期目標為8%，8%-9%可以視為最優增長區間，9%-10%可以視為次優經濟增長區間。經濟增長速度超過10%可以看作出現了過熱的苗頭。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國經濟增長率如果降到10%以下，肯定有人出來反對，說發展速度太慢了；如果降到9%以下，反對的人就更多了，所以給人的印象是，經濟增長速度還是越快越好。當然，也不能反過來說經濟增速越慢越好，既然現階段我國的潛在增長速度在9%左右，只要保持在8%至10%之內，通貨膨脹率能控制在4%之內是可以做到的，也是可以接受的。
記者：長期以來經濟發展速度與保障就業有直接關系，速度低了保障就業會不會出現問題？
陳佳貴：主張經濟增長速度要快的人列舉的理由很多，最主要理由是就業壓力大。我國人口多，從一般意義上講，這是有道理的，但是考慮就業壓力，不僅要看人口總量，還要看人口的構成，看經濟總量和產業結構。由于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的自然增長率一直很低，人口老年化的現象十分嚴重，無論按照哪種標準衡量，我國都已經進入老年社會，進入就業的勞動人口在大量減少。有關資料顯示，近些年，我國進入勞動人口的數量每年減少500萬左右，這種趨勢還在進一步發展。近兩年“招工難”正在由東部沿海省份向中西部省份發展，使東部省份與中西部省份農民工工資差距由以前的15%縮小到現在的5%左右。今年沿海省份的民工荒更加嚴重，一些企業提高工資也招不到人。這種狀況一方面是由勞動力供給減少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國的產業結構以勞動密集型為主而引發的。把經濟增長速度控制在9%左右并不會引起大量失業人口的增加。
記者：有人認為，今年以來，經濟增長速度在不斷回落，物價在逐步走高，我國經濟已現滯脹的苗頭，有人甚至認為，我國經濟已進入滯脹期，對此您怎么看？
陳佳貴：對這種看法我不敢茍同。滯脹，全稱為停滯性通貨膨脹，是西方的一些經濟學家解釋美國上世紀70年代經濟出現的一種特有經濟現象時使用的一個概念。當時由于出現世界石油危機，石油價格大幅度上漲，美國經濟增長速度大幅度下降，失業增加，物價卻上升很快。經濟學家一般使用這個概念時，都會強調兩個前提：一是經濟增速降到潛在的GDP以下甚至停止增長，物價快速上升居高不下；二是這種現象一般持續數年以上，而不是短期性的波動，如美國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后這種現象就持續了10年左右的時間。
許多經濟學家測算，我國潛在的GDP增長率在8%-9%，所以我國“十二五”規劃把經濟增長的預期目標定為7%，年度預期目標定為8%。預計今年我國GDP的增速還會保持在9%以上，仍在合理的增長區間內，不存在經濟增速大幅度下降的問題。今年我國經濟速度回落，物價比去年升高的現象不是經濟已經出現滯脹，而是短期的正常波動。“十二五”期間，我國出現滯脹的可能性也不大。
記者：從實際情況看，經濟增長速度過快有可能會影響產業結構的調整。
陳佳貴：的確如此。經濟增長速度與調整經濟結構存在共同點，又存在著某些矛盾。它們的共同目標都是為了使國民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的發展，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但是兩者的側重點又有不同。經濟增長關注的是短期目標，是一種戰術性措施；調結構關注的是長遠目標，是一種戰略性舉措。
有時它們之間還存在某些矛盾。以經濟增長速度與產業結構調整的關系為例，經濟增長速度快一些，有利于就業，有利于增加財政收入，但是如果經濟增長速度過快，各方面的需求旺盛，不僅落后企業、落后產能得不到淘汰，還會刺激它們發展，加重產業結構調整的任務和困難。
比如，2008年之前，我國某些行業就存在產能過剩，產業組織結構不合理等嚴重問題，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這本來是我們調整產業結構的好時機，但是為防止我國經濟的大幅度下滑，政府不得不出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實際執行中又把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變成了過度寬松和寬松的貨幣政策，經濟增長速度是保住了，但是錯過了調整產業結構的好時機，落后企業、落后產能、產業組織結構不僅沒有得到有效調整，反而有所惡化。
因此，我們必須處理好控制經濟增長速度和調整經濟結構的關系，把兩者緊密結合起來。我們出臺的宏觀經濟政策，決不能為了保高增長速度而忽視經濟結構的調整，推遲結構調整的進程；更不能為了保年度的高增長速度而進一步惡化經濟結構，增加今后結構調整的難度。我們應該適當控制年度經濟增長速度，使它不要超出預期目標太多，為促進經濟結構調整保持良好的宏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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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佳貴，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學部主席團代主席、經濟學部主任，全國人大常委、財經委委員，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企業管理研究會會長、中國工業經濟聯合總會副會長、社科基金管理學評審組組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