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博鰲亞洲論壇上，“包容性發展”成為與會人士熱議的話題。對于正處在經濟發展轉型和結構調整關鍵時期的中國而言，努力實現包容性發展，無疑是保持經濟社會平穩快速發展，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優路徑選擇。
　　關于“包容性發展”的概念，早在2007年亞洲開發銀行就提出了“包容性增長”（也稱共享性增長）的類似概念。按照亞洲開發銀行的說法，包容性增長就是既強調通過經濟增長創造就業與其他發展機會，又強調發展機會的均等化。
　　包容性增長概念一經出現，很快就得到了普遍認同，并成為“十二五”期間乃至未來更長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思想。
　　在本次年會上，“包容性增長”進一步深化成“包容性發展”。從內涵上來說，包容性發展顯然要比包容性增長豐富得多。
　　在發展經濟學中，經濟增長只是財富總量的增加，而經濟發展除了指經濟數量的增長外，還包括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如投入結構、產出結構、產品構成、就業結構、城鄉結構等的變動和優化，以及經濟社會質量的提高，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預期壽命的增加、嬰兒死亡率的下降等等。
　　一些經濟學家把發展概括為：生存、尊嚴和自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更簡單地將其概括為人們自由的提高，是人感受到的幸福水平的增進。
　　從中國當前的發展階段看，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躍升為世界第二，經濟實力有了極大地提高。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的GDP從1978年的2683億美元，猛增到2010年的5.879萬億美元，30余年間增長了20多倍，平均增速接近10%，開創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罕見的“高速”時代。
　　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也迅速提高，1978年中國的GDP約占全球的5%左右，2010年已達9.5%，占比幾乎翻了一番。在人均收入方面，中國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1978年中國的人均GDP尚不足400美元，到2010年已經超過了4000美元，達到4384美元，增長了10多倍。
　　然而，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隨著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積累的各種矛盾和問題逐漸進入高發期，中國正面臨著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世界銀行在2006年發布的《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專門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對這種現象進行了研究。他們發現，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貧困陷阱”后，在增長動力的推動下很快會奔向1000美元至4000美元的“起飛階段”。
　　但到人均GDP4000美元附近，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自身體制與機制的更新進入臨界，很多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階段由于經濟發展自身矛盾難以克服，發展戰略失誤或受外部沖擊，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而遲遲不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從而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階段。此類國家包括南美洲和東南亞的眾多國家，他們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到目前，這些國家仍然掙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并且很難見到繼續增長的動力和希望。概括來說，就是因為經濟社會沒有轉移到包容性發展的軌道上來，使得眾多的發展中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苦苦掙扎。
　　中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正好就在這個再度飛躍的臨界點上，這無疑對盡快從現有的發展模式向包容性發展模式轉變提出了緊迫的要求�？陀^地看，中國目前的經濟社會發展存在著諸多與包容性發展相違背的問題和矛盾。在包容性發展模式中，機會均等是其核心和基本要義。因為如果機會不均等，社會缺乏包容性，經濟社會就不可能保持高速而持續的發展。機會均等強調的是起點、過程的公平，也即社會全體成員在人生的發展過程中能夠站在同一起跑線上，能夠面對相同的游戲規則。著名政治哲學家羅爾斯認為，機會應對所有人平等開放，只有機會均等的社會才是公平的社會。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離包容性發展的要求依然有較大差距�？梢院敛豢鋸埖卣f，目前我國出現的諸多經濟社會失衡問題如貧富差距擴大、仇富心態嚴重、勞資沖突加劇等，幾乎都能從機會不均等中找到答案。
　　在個人發展方面，由于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影響，我國居民生下來就存在著“城里人”和“鄉下人”、“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差別。不僅如此，這種身份差異還有代際的傳遞性，即使是農民進城打工之后，城鄉差別的烙印也無法徹底消除。教育是影響人力資本積累的關鍵因素，但城鄉教育的機會不公和教育質量的差距，使得他們在人生之初就輸在“起跑線”上。按照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繆爾達爾的說法，農民在進城之前就受到了“前勞動力市場歧視”。其結果，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越來越大，至今中國的基尼系數已超過0.45國際警戒線，邁入了世界上收入分配很不公平的國家之列。
　　在市場競爭方面，機會不均等的現象也十分嚴重。在行業和產業政策傾斜、金融支持力度等問題上，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之間、大型企業和中小企業之間，均存在著明顯的不同等待遇。比如雖然政府已經出臺了一系列扶持非公經濟發展的政策和措施，但這些企業的地位依然與國有壟斷企業不可同日而語。僅以金融支持為例，雖然非公經濟創造了幾乎一半的GDP，但在金融機構貸款總額中只占不到30％的份額。在2010中國企業500強中，國企牢牢占據前10名，而且在整個500強當中占到三分之二還多。不僅如此，一些壟斷企業還利用高額壟斷利潤，大搞內部職工福利。而壟斷企業高工資高福利也成為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政府行為方面，服務型政府體制仍未建立。由于政府體制改革落后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在“唯GDP論”的思維慣性指導下，一些地方政府既充當市場經濟的“裁判員”，同時又是市場經濟的“運動員”，更有一些地方政府出現“公司化”、“企業化”的勢頭。政府對市場經濟活動介入過深、干預太多，不但不能起到公平公正地維護市場秩序的作用，反而成了某些地方政府和官員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中飽私囊的場所。而少數官員的貪污腐敗行為不僅惡化了經濟社會發展的環境，還成了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又一誘因。
　　其結果，世界銀行所描繪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的一些主要表現如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貧困人口龐大、城鄉和地區發展失衡、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市場競爭不公、社會正義和信用喪失、腐敗多發等等，幾乎都在當前的中國有程度不同地反映。這些問題必將成為中國未來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大障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
　　值得欣慰的是，中國政府一直以來都將實現包容性發展作為主要的發展目標。走包容性發展的道路，目的就是要使全國人民能夠充分享受到改革開放的實際成果，核心就是要實現廣大民眾的機會均等，這是倡導包容性發展的基本前提。
　　首先，應該創造一種公平的經濟社會發展環境，堅決消除各種妨礙社會全體成員共同發展的制度性障礙；其次，應盡快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摒棄將增長與機會均等對立起來的觀點，把人的發展和福利水平提高作為衡量經濟發展成就的首要指標；再次，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消除市場壟斷現象，給予非公經濟的發展更廣闊的空間；最后，轉變政府職能，盡快從建設型、經濟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回歸，堅決扭轉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政府角色“錯位”和“越位”的現象。
　　只有如此，經濟社會才能走上包容性發展的道路，才能使全體社會成員真正享受到改革開放帶來的成果。從這一點來看，包容性發展與建設和諧社會、實現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具有高度統一的精神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