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對浙江中小企業調研的過程中發現，所謂“用工難”是中小企業主反映最多和最迫切的問題。
　　許多中小企業主一遇到招工不如以前容易、“員工不辭而別”就慌了神，完全不從自身找原因，或者根本不從對方（工人）利益著想，一味抱怨“用工難”，媒體趁機炒作“民工荒”。
　　我認為，“民工荒”是個偽命題。如果一個有著１４億人口的大國出現“民工荒”，只有２．３億人口的美國一定會最先遭遇“民工特別荒”，僅有１．２８億人口的日本肯定最易發生“民工相當荒”。事實上，美國和日本并沒有遭遇“民工荒”。
　　目前，我國未就業勞動力數量至少有３０００萬人。此外，農村約有１．５億剩余勞動力，隨著城市化的推進，也將陸續加入到企業。未來１０年，我國農業領域每年至少將轉移８５０萬剩余勞動力，城鎮每年要安置２００萬富余職工，每年還有９００萬左右的新增勞動力（包括大學畢業生）加人勞動大軍。上述三者合計每年就有１９５０萬人需要就業，而我國未來１０年，伴隨經濟增長，每年平均新增勞動力需求不會超過１０００萬，每年勞動力供給超過需求至少有９００多萬。有這么龐大的待業大軍作后備，怎么會發生“用工難”或“民工荒”問題呢？
　　說一千，道一萬，所謂“用工難”的根本原因是企業工資福利待遇過低。
　　有企業主說：“小企業要盈利，有時不得不延長勞動時間，有的通常每月工作３５０小時，每天１０—１２小時，這樣的條件現在越來越難留住工人了�！�
　　即便按《勞動法》規定，每日工作８小時，每月平均按２２天計算，按浙江最低工資１１００元計算，我國工人的小時工資只有６．２５元，不足１美元；如果按每月工作３５０小時計算，我國工人的小時工資只有３．１４元。這在全世界也是最低的。
　　我國ＧＤＰ已經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比例中居民占比持續下滑。如果我國的中小企業都這樣壓低工人的小時工資，我們如何才能實現“國民收入倍增”？如果通過“工人工時倍增計劃”來實現“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我們還有什么幸福和尊嚴？
　　有企業主說：“小企業仍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如果一天只工作八小時，加班就要支付加班費，星期六和星期天加班，支付２倍工資，法定假日加班，支付３倍工資，那樣的話，所有的企業都會倒閉�！�
　　依我看來，違反《勞動法》的企業、給工人發不出應發工資的企業、不能保障工人基本權益的企業，倒閉了也罷。
　　有人或許會說，你這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中小企業的利潤本來就很薄，原材料漲價、各種稅費已使企業不堪重負，再拿出這么多錢給職工發工資，企業不破產才怪呢！
　　實際上，出現“用工難”的企業，多是處于最低端的制造企業，這些企業是“苦力型企業”，做的只是簡單產品的簡單加工或組裝，賺取的只是低廉的加工費或組裝費，而這種制造業的代價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品質、低效益、低產出，靠消耗資源、污染環境，靠賺取員工剩余價值，靠揮舞價格屠刀獲取訂單、打擊競爭對手、擾亂市場，賺取日益微薄的利潤甚至負利潤，這些企業如履薄冰，搖搖欲墜。
　　這些“苦力型企業”要想改變這樣的命運，只有盡快實現產業轉型和升級，轉型可以往兩個方向轉，一是向“產業鏈微笑曲線”的左邊轉型，致力于研發設計，擁有屬于自己的、有競爭力的核心技術，提高產品的利潤，這樣的企業可以變成“靈巧型企業”；二是向“產業鏈微笑曲線”的右邊轉型，提高產品的附加值，打造自主品牌，這樣的企業可以變成“智慧型企業”。我們在調研中也發現，“靈巧型企業”和“智慧型企業”都不存在“用工難”或“民工荒”的問題。
　　根據調研情況和中小企業主的反映，我給政府相關部門提出如下建議：
　　大幅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正確引導企業提高員工工資水平。要根據經濟發展情況和通貨膨脹率，及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歐美就要求企業每年的漲薪幅度不得低于上一年的通貨膨脹率。
　　勞動監察部門嚴格監督，對不執行最低工資標準的企業、通過延長勞動時間變相壓低員工工資的企業、嚴重違反《勞動法》的企業予以懲治，并訴諸法律，強制企業嚴格執行《勞動法》，倒逼企業主依法辦企業，營造勞資和諧的用工環境。
　　強制企業為員工提供“五險”，對于沒有為員工提供“五險”的企業，不僅要懲罰，還要免去對企業包括用地、貸款在內的所有優惠政策。
　　完善社會保險體制，使社會保險真正能夠保障每一個員工的切身利益，讓每一個失業者能夠體面地生活，讓每一個勞動者沒有后顧之憂。
　　改革戶籍管理制度，解決同城不同待遇的問題。在推進城鎮化進程的同時，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加快農民工的城市身份轉換步伐，使農民工在城市能夠穩定就業，實現農民工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供給的剛性化和常態化。
　　在完善中小企業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同時，實施中小企業減負工程，稅務和工商等部門要大幅度減免中小企業的稅費，減低中小企業不必要的經營成本，為中小企業發展提供寬松、和諧的經營環境，保證員工、企業和社會的良性發展。
　　取消擇校費和贊助費，為外地員工子女上學提供公平的教育環境。
　　根據經濟發展需要，調整大學的專業設置；調整教育結構，縮減大學數量和規模，大力發展中等技術人才的培訓等中小企業所急需的職業教育。
　　鼓勵、引導中小企業發展自主品牌，爭取在“十二五”期間，有更多的中小企業實現產業轉型和升級，出現更多的行業龍頭企業和國內外知名的優秀品牌。
　　所有銀行貸款和土地指標只給予那些科技含量高、有自主品牌、節能環保的中小企業，原則上對低端制造、貼牌生產、高耗能、不環保企業的貸款需求和用地需求不予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