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人民幣升值步伐明顯加快。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的數據顯示，4月21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6.5228，逼近6.52關口，再創匯改以來新高。在CPI不斷升高尤其是因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引發的輸入型通脹愈發嚴重的情況下，加快人民幣升值以對沖輸入型通脹將成為下階段政策選擇的重要考量。不過，筆者以為，應當充分認清升值對沖輸入型通脹的“雙刃劍”作用。
自去年6月匯改重啟后，由于美元貶值幅度高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幅度，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從去年7月份開始，連續4個月走貶，但最后兩個月止跌回升，全年累計升值1.8%，自2005年匯改以來累計升值12.7%。同時，由于下半年CPI走高，導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幅度高于名義有效匯率，全年累計升值4.7%，2005年匯改以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累計升值21%。今年以來，美元依然維持疲弱態勢。尤其是3月中旬至今，在七國集團聯手干預匯市阻止日元急升、商品貨幣澳元再度發力上漲、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繼續強調對通脹保持警惕以及中東亂局下市場避險情緒十分濃厚而美元未能受益等因素共同推動下，美元指數一路下跌，4月20日，已經跌至74.30，創16個月新低。各種高風險貨幣輕而易舉地凌駕于美元之上。美元依然不被投資者所青睞。另外，4月20日國際油價大漲帶動了大宗商品市場走強，美國原油期貨收盤上漲3.17美元，報111.45美元/桶，單日漲幅接近3%。商品貨幣在這樣的環境下顯著獲益，將美元實實在在地變成了“棄嬰”，無奈地逐步走低。在美元指數弱不禁風的情況下，人民幣被動升值的格局難以改變。而且，今年以來，為對抗通脹，人民幣匯率升值的主動性特征又較為明顯，升值步伐日益加快。截至4月21日，按照中間價計算，人民幣對美元已累計升值1.35%。
今年一季度我國進口價格同比增速達到14.2%，這一數字在去年三、四季度分別為10.9%、9.8%。下階段，輸入型通脹將取代租金、勞動力、短距運輸鮮活食品等非國際貿易品通脹，成為通貨膨脹演變的關鍵，對此，人民幣升值是直接有效的對沖措施。特別是產品在國門之外漲價，我國的貨幣、財政政策較難施加有效影響，這時唯有以加快升值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產品的人民幣價格；另外，人民幣升值可以減輕央行收購外匯儲備壓力，減少外匯占款對于基礎貨幣投放的影響，緩解流動性過剩，最終可達到抑制物價上漲的目的。但另一方面，無論人民幣被動升值還是主動升值，在市場的升值預期下，都會吸引國際資金尤其是熱錢流入中國境內，從而使得資本項目順差增加，外匯占款引發基礎貨幣大量投放，結果反而加大物價上漲壓力。如此一來，通過人民幣升值對沖或抑制輸入型通脹，會產生“抱薪救火”的效果，這并不是政府所希望看到的。實際上，這種情形在現實經濟運行中也得到了驗證。數據顯示，去年人民幣兌美元全年累計升值幅度達3%，而去年CPI同比上漲3.3%。另據統計，截至3月31日，以中間價計算今年一季度人民幣累計升值1.01%，其中3月份升幅為0.29%。而今年1、2月份的CPI都是4.9%，3月份CPI達到了5.4%，創出32個月新高，人民幣升值與CPI上漲形成同步并進格局。
首先，人民幣升值“逆周期”管理也是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的重要內容。即在人民幣匯率處于上升周期時，盡管人民幣會進行階段性回調，但總體趨勢是處于不斷升值的態勢，有時甚至升值勢頭迅猛。這就要求管理層應當針對當前國內外經濟金融發展形勢，制定并科學調整人民幣匯率政策，加強跨境資金流動監管，有效把握和調節人民幣升幅，防止人民幣匯率出現大幅波動。
其次，“逆周期”管理需根據國際貨幣政策形勢相機而動。4月7日歐洲央行宣布，將歐元區主導利率由現行的1%增加0.25個百分點至1.25%。這是歐洲央行自金融危機以來首次加息。歐洲央行的加息舉動也會刺激英、美央行盡快放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轉而實施緊縮的貨幣政策。這些政策舉動一旦形成一致的步調，會相對減緩人民幣升值壓力，這就需要我國對“逆周期”管理的方式作相應的調整。
其三，進一步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加快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實現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筆者建議，今年下半年起，可以適度放寬人民幣匯率日波動幅度。人民幣匯率不進行一次性重估調整，重在堅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終極目標是實現由市場供求決定的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的管理浮動匯率制度。
另外，進一步加強跨境資金流動監管。加強跨境資金流動監管，是“逆周期”管理的重要環節，通過監管，合理引導人民幣升值預期，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和尋求匯率水平均衡。3月30日，國家外匯管理局發布了《國家外匯管理局關于進一步加強外匯業務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加強結售匯綜合頭寸管理，進一步調低今年境內金融機構短期外債指標規模。可以說，該通知甚是及時，對進一步規范資金跨境流動、遏制違法違規資金流入和結匯，有著重要意義和緊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