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寫過一篇文章，提請有些企業家講一點社會公德與責任。隔日，有朋友來電話說，你真是個書呆子，現在怎么能和生意人講公德？尤其是那些第一代發家的人，你跟他講公德無疑是緣木求魚，不會有什么結果。
　　我聽了不爽，問他為什么這么說？他先是笑而不答，轉而向我介紹了三類生意人的情況。聽他那么講，我不置可否。這里分列如下，供讀者評鑒。
　　第一類“借雞生蛋”型。這是改革開放初期比較常見的一種發跡方法。什么叫“借雞生蛋”呢？那是指一些私營企業，包括一些鄉鎮企業，為了找人才、找技術、找市場，到城里找一些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或工程師、技師，請他們在周末到企業來“指導”，給他們豐厚的好處。
　　所謂指導，就是請那些國企骨干，把本企業的技術帶過來，久而久之，甚至把設備、市場都帶過來。這就叫“借雞生蛋”。等私人企業長大了，羽毛豐滿了，原來的老國企也就差不多了。加上那些私營企業有非常靈活的“財務”制度，終使這些“周末”廠長工程師們不得不臣服，最后也一起“下海”了。
　　第二類“資源掠奪”型。這是指一些生意人，看到稀缺資源有賺頭，不惜采用各種方法，從各個環節，進行掠奪式經營。像前幾年頻頻傳出的礦難事件，有不少就跟這種經營有關。比如，有些煤老板，礦老板，也不知道他們從哪里弄來的開采權，濫采濫挖，雖然本人一夕致富，但也留下了一系列問題。
　　比如，一方面是工人得不到保障。尤其在早期，有相當一部分農民工，由于缺乏必要的勞防設備，患上了奇奇怪怪的職業病。這些人的健康問題，現在都成了社會的負擔。另一方面，濫采濫挖造成的環境污染，生態問題，現在也成了社會的負擔。而這些本來都應該是由企業來承擔的，現在都推給了社會。
　　第三類“雞鳴狗盜”型。就是采用各種違規違法，違反公德的手段，來獲取第一桶金，以及其他商業利益。有的甚至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比如，有這樣一位房地產大亨，公然在電視上炫耀起當初在深圳的偷車經歷，沒有一點悔意，也沒有一點冒犯觀眾的意識。其道德感如此，真是讓人吃驚。
　　而這種“雞鳴狗盜”之事，除了有觸犯道德的行為之外，更多地表現為鉆制度空子、政策空子。或者干脆利用制度紅利或政策紅利來謀財致富。這種情況，在房地產市場、證券市場，真是太多了。一些房地產商或證券投機商，利用經濟波動出現的政策變化，上下其手，牟取暴利，早已不是新聞。
　　分析這三類人的發跡過程，可以發現，不管他們采取什么花樣，什么手法，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將公共部門的利益，或社會公眾的利益，變著法子轉到自己的口袋里。所以，對這種人，你怎么跟他講公德呢？這不是等于斷了他們的財路？這位朋友還講了一些非常有名的案例，來證明他的看法。
　　對此，雖然我也有耳聞，但以為，不能用個別案例來說明全部，所以我不表認同。因為這30年，畢竟有許多人是憑著自己的技術和智慧來創業的，對社會的貢獻非常大。而且同樣也有很多例子可以證明這一點，即這30年的最大成功，正是將人民追求財富的權利還給了人民。這是最寶貴的。
　　聽了我的反詰，他直搖頭，說，你不妨做一個統計，看看周圍做生意的，有沒有偷工減料，有沒有缺斤短兩，有沒有以次充好，有沒有私改標準、亂貼標簽，有沒有虛開發票、做假賬，有沒有投放片面或虛假廣告，有沒有用不正當手段詆毀同行，有沒有為了一己的私利甚至連行業規范都不顧？
　　對于他羅列的這一大堆缺德現象，我沒有反詰。因為，一則沒有做過相關統計，沒法予以回應；二則這些情況，確實在生活中能夠看到，也無法回避。但是對于他就此認為，不要跟生意人講公德，我卻表示反對，因為正是由于生意人的公德缺失，所以才更應該和他們講講這些問題。
　　因為，這無論對于社會還是對于企業，都非常必要。就企業來說，不管你是做什么的，提供的最終產品都將是一種給人帶來好處的社會服務，如果你的產品不能給別人帶來好處，相反還帶來麻煩，那么這個企業將注定要失敗，最終不會成功，甚至還可能招來牢獄之災。
　　就社會而言，如果一個社會對生意人沒有起碼的道德要求和責任要求，那么這個社會的人際交往成本和秩序維護成本將是非常高的，也不可能是一個幸福文明的社會。因此，現在對于生意人提出必要的道德約束和責任約束，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如何實施的問題。
　　由此來看，在中國社會邁向小康的今天，向生意人提出相應的道德要求是必然的事。而只有講道德的生意人才能夠成就其受人尊敬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