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利益是一國國家利益的海外延伸，更是全球經濟大循環的必然產物。中國要成為真正的全球化大國，切實保障海外利益，建立全方位的海外利益安全保障網是不能回避的戰略性課題。
近期，利比亞戰事升級以及中東地緣政治動蕩正成為全球經濟的新震源，動蕩不僅引發國際能源、金融與大宗商品市場的異常波動，給復蘇增添新的不確定性，也使中國的海外投資收益受到重大影響。未來，隨著中國全球化資源布局程度的加深，隨著中國海外投資規模的迅速壯大，如何切實保障中國海外經濟利益的緊迫性日益凸顯。
中國在非洲地區有廣泛的戰略投資。數據顯示，過去十五年，中非貿易額每三年翻一番。目前，非洲總出口的十分之一銷往中國，2010年，中非雙邊貿易額接近1500億美元，繼續保持著非洲最大貿易合作伙伴的地位。非洲最大的銀行——標準銀行預計，到2015年，中非雙邊貿易總額將達到3000億美元，較2010年的1500億美元增長一倍。
此外，近年來，隨著海外投資步伐的加快，中國加大了在非洲、中東等自然資源豐富的地區的投資，積極參與到資源開發、工程承包、基礎設施建設等多個領域。目前，非洲已躍居為中國第四大海外投資目的地之一。中國對非援助力度不斷加大，2009年對非援助額比2006年增長一倍。
如今，利比亞戰事“久拖不決”，局勢的持續動蕩正在掀起中東、北非地區的“共振”，許多國家也在聚集著不穩定的風險因素，這很可能打亂我們投資非洲、中東的既定戰略，給如何保障中國海外利益的重大議題敲響了警鐘。
對于發展國家而言，對外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就是資本輸出，這樣，隨著海外利益不斷擴大，對外投資、對外部資源的需求不斷上升，就會在海外建立起一個拓展的經濟體系。當前中國的海外利益正處于擴展態勢，深度與廣度前所未有，中國已經踏上尋求海外利益的征途，海外利益對中國國力增長日益重要。
一方面，我們不熟悉、不可預知的風險越來越大。由于我國“走出去”規模日益增加，投資方式上從相對簡單的加工貿易向資源開發投資、兼并與收購等發展，“走出去”的目的地也從傳統的東南亞、香港、北美向非洲、拉美、中亞、中東等地區轉移。這樣，也就從國家風險相對較低、較為熟悉的地區向國家風險相對較高、較為陌生的地區轉移。
另一方面，在中國海外經濟崛起的過程中，一些西方國家會以直接設卡或間接制造麻煩破壞投資環境來阻撓中國從海外獲取資源和能源。中國所遭遇的種種不公平待遇就證明了這一點，中國企業在海外面臨名目繁多的反傾銷以及知識產權訴訟越來越多。而近幾年，面對中國等新興經濟體主權財富基金的迅猛發展及對外投資步伐的加快，美、歐等西方國家開始制定針對主權財富基金相關法律條款，以此限制主權基金對本國戰略產業的并購活動。這也是中國海外并購失敗率高的一個重要原因。
更復雜的是，中國海外投資國范圍的擴大以及海外經濟的拓展不可避免要和西方國家已經在那里的既得利益發生沖突。如今，西方盟國介入利比亞局勢，無論目的如何，其結果都是對中國在非的貿易、投資以及能源利益的嚴重損害。因此，在國際體系框架下，如何保護我們的海外利益投資不受侵犯和損失？如何建立海外利益保障戰略框架以及國家風險管理制度已經刻不容緩。
在風險評估機制上，我們要積極建立風險評估預警體系。政府、企業之間要形成良性互動，分擔安全成本。從國家層面看，應強化協調、預警、風險評估在內的能力建設，從政治局勢、經濟發展水平、財政狀況、投資環境等涉及中國海外經濟安全的重要方面，全面系統的評估風險，要重視區域特點，區別不同行業，劃分層次級別，建立健全國家風險預警應急機制。從企業層面看，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前，要先從內外部兩方面指定相應的應對預案，分析自身的應對能力和可能出現的新型風險,建立危機管理機制和應對方案，并及時采用風險管理和保險解決方案來各種突發因素所導致的損失。
此外，還應建立健全對外投資保險以及風險補償體系。企業在海外投資、經營和并購時，也可考慮各種專業投保，特別是針對政治風險、違約風險以及各種自然災害等風險。企業可以就海外的股權投資和資產，貸款、貨物或原材料供給，貿易和租賃交易以及根據合同提供貨物或服務等投保各類風險保險。國家層面要建立風險補償基金，如果預先提取了風險補償準備金，就可能降低損失的程度甚至全部補償風險導致的損失。
當然，更為重要的是中國要將海外利益的保障作為戰略性國策來實施，要利用國際體系下的國際規則、國際公約、國際法來促進海外利益的保護，要利用新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通過話語權的提升以及國際間的協調談判，構筑中國海外利益的安全保障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