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稅總局的消息說，個稅起征點的調整，可能近期公布，在2500~3000元之間。這消息可能會使很多人失望。
個稅之所以要調整，是為了調節收入分配。但是，在中國的特殊稅收結構面前，個稅還遠遠承擔不起這樣的重任。因此，寄厚望于以個稅調整來調節社會分配，本身就是不切實際的奢望。
所得稅起源于19世紀的英國。歷史上英國的稅收，主要以關稅和消費稅為主，這兩種稅種都是間接稅。到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處于戰爭中的英國，為了得到更多的稅收，一個叫做皮特的官員進行稅制改革，設計了所得稅。這種稅收需要申報，具有輕度的累退性，還設定了一個免稅額。它是今天所得稅的源頭。不過，人們對于直接稅格外敏感，反應強烈，再加上戰爭結束，所得稅于1815年被廢除了。
其后的英國處于和平歲月，財政支出減少，政府進行了大規模的稅收合理化改革。關稅和消費稅的稅率降低了，征稅項目也減少了。有趣的是，降低稅率取消稅項不但沒有造成政府收入的減少，反而因為減輕了消費者負擔，刺激消費量增加，使得稅收的總額增加了。這種情況下，在被廢除近30年后的1842年，所得稅再次出臺實施。這種所得稅的特點是，它是直接稅，是累進的，是按照家庭為單位計征的，有一個幅度較大的免稅額度，而且還可以通過申報收入而申請減稅。所得稅體現了稅收公平的原則，得到納稅人的配合，成為一種富有彈性的、有助于調節收入分配的良稅，實施至今。
從英國所得稅的歷史可以看出，所得稅之所以具有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基于三個原因，一、它是超額累進稅，邊際稅率隨著收入增長而增加，使得窮人的稅負率低而富人的稅負率高；二、它有一個免征的范圍，在此之內的收入是不能收稅的，因而保證了窮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三、因為它是直接稅，不能轉嫁，富人不能將它轉嫁給他人。
其實，要讓所得稅真正發揮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還有一點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所得稅必須成為一個國家的主體稅種。1842年實行所得稅之前，英國就已經大幅度地降低和減少了關稅和消費稅的稅率和稅項，一些生活必需品都被免予征稅。這種情況下，人們除了所得稅，就很少負擔其他的稅收；收入低下的人甚至連所得稅也不用繳納。這樣，窮人的稅負真正地降下來了，而只有富人才負擔更多的稅收。
如果回頭看今天中國的稅制結構，那么，可以發現，所得稅在中國的稅收中僅僅是一個很小的配角，所以，人們的負擔主要在商品稅收上，而不在于所得稅，因此，所得稅的小范圍修補都不足以調節社會分配格局。
以剛剛過去的2010年為例，當年國內增值稅、國內消費稅、營業稅和進口稅收的總和占全年全國稅收總收入的69.5%，而這四項稅收都是通過隱含于商品價格，向消費者暗中征收的商品稅。至于個人所得稅，2010年的征收額為4837.17億元，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僅僅為6.6%，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比例。假設將個稅起征點由2000元提高到2500元，那么，月入2500元的人一月省下的所得稅不過25元。而如果將免于征收所得稅的2500元用于消費，則至少要負擔20%左右的稅收，至少還得繳納500元左右的商品稅。與此相比，個稅減少的25元，又能解決什么問題？更何況對于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來說，提高起征點毫無意義，因為他們本來就不繳納所得稅。
那么，怎樣可以使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能夠發揮呢？其實，近200年前英國的做法值得借鑒：降低和減少商品稅的稅率和稅項，使商品稅在稅收總額中的占比縮小，使人們商品稅的稅負降低，因而加大所得稅的占比，逐步使所得稅成為主要的稅種。當所得稅成為主要稅種，而人們的商品稅負擔大幅降低的時候，所得稅才能真正發揮其調節和穩定的功能。
本來，中國稅改的方向就是將以商品稅為主的稅收結構
，逐漸改為以所得稅為主。但是，由于所得稅是直接稅，人們的稅痛十分強烈敏感，以致政府也不得不主要在提高起征點這樣惠而不費的地方上做點小文章，以安撫憤怒的納稅人。這樣的結果是，所得稅在稅收中的占比不斷下降，國家更加依賴于商品稅，人們的商品稅的負擔不斷加大。所得稅的調節功能更為弱化。這樣一個惡性循環的狀況，與調節收入分配，與稅收改革的方向，都是相違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