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是全球經濟控制權爭奪戰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而允許人民幣自由兌換得不償失。無論是實體經濟還是虛擬經濟，中國還沒有準備好人民幣自由兌換。
3月31日，重量級G20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高級別研討會在南京舉行，SDR成為爭議焦點，實質仍是人民幣匯率升值之爭。
美國財長蓋特納表示，美國支持改變SDR一籃子貨幣的構成，但欲加入SDR的國家必須具備彈性匯率政策、獨立的央行并允許資本自由流動。他強調：“SDR不是解決問題的最終方法，各國都認同應當調整SDR的貨幣組成結構，這種調整很可能是在中國（匯率制度）改革之后，而不會在此之前。”美國需要的是所謂市場化的、可以自由兌換的人民幣，否則不會支持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
中國方面則堅持，加入SDR的先決條件并非一定是自由兌換貨幣以及浮動匯率。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表示，雖然人民幣按照別人理解加入SDR的條件“還差一點兒”，中國也正在為此努力，但加入SDR并沒有絕對的條件，“如果大家都歡迎，早一點進去我們也歡迎”，但他也表示，中國對此“并不著急，有耐心”。央行副行長易綱表示，SDR對納入貨幣的要求是該國在全球貿易中所占比重，以及是否被廣泛應用，人民幣加入SDR“沒有絕對的條件”，在全球范圍內人民幣被廣泛接受還需要一個過程。
中國以人民幣自由浮動作為條件以換取納入SDR，得不償失。
來自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的最新數據顯示，3月31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6.5564，再度創出匯改以來的新高。由于匯率與通脹的雙重壓力，中國實體經濟已經面臨較大的沖擊，東部沿海地區的出口已經處于不敢接單的困境。
人民幣匯率上升有底線，那就是中西部地區能夠利用低成本接手東部地區的制造業。如果連中西部地區的制造業都被高企的匯率摧毀，中國經濟將在一夜之間回到十年前。現實是，龐大的未受過培訓的勞動力將成為社會不能承受之重。按照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公布的數據，2009年，我國三次產業就業人口在總就業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分別為38.1%、27.8%和34.1%。我國從事第一產業即農業的比重過高，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比重依然很低，其中從事第二產業的比重，僅相當于美國工業化初期即1870年~1910年的水平；第三產業則比發達國家的比重低了一半。目前從事農業生產的人還有一億以上要轉移出農村，此時全球市場與內需都非常重要。
在虛擬的金融市場上，中國還不是國際大腕的對手，在歐洲等房地產市場所獲得的收益，還不能遮蓋在期貨、套利、衍生品市場所遭遇的折戟之恥。
金融巨鱷們已經在中國香港布局，就差內地放開門戶供他們折沖樽俎了。香港證監會3月11日發布的報告顯示，截至2010年9月30日，證監會持牌對沖基金經理在香港管理的對沖基金總數達538只，相當于2004年近5倍水平。繼去年索羅斯在香港成立辦事處后，因做空次貸衍生品一舉成名的保爾森對沖基金也來到香港——3月3日，香港證監會公布，保爾森對沖基金公司已在2月21日獲得香港證監會發放的第1類牌照，獲準在香港銷售自己和其他公司的基金，并從事經紀業務。管理資金規模達280億美元的全球最大對沖基金之一德劭集團干脆準備將下一間工作室布局上海。
可以肯定，如果人民幣自由兌換，那么在短期內就將經歷從大漲到大跌的過山車行情，給中國經濟留下的是一地雞毛。不要以為西方世界真的不控制匯率，從美國到日本的量化寬松、在匯率市場的直接干預，都說明了市場化是逼迫他人的說辭，而自己不會規規矩矩照章辦事。
最后，即使人民幣納入SDR，仍然不可能改變美元一元獨大的局面，SDR只是計賬單位，是平衡全球國家負債的手段。為了遠期的目標，而放棄對貨幣的控制權是愚蠢的。只有SDR有了實際操作意義，或者美元允諾與可靠的貨幣錨掛鉤，中國讓度出匯率掌控權才有實際意義。目前最現實的博弈方法是談判，讓全球匯率保持平衡，防止主要匯率異常波動。
李稻葵先生在此次會議上指出，SDR方面的探討仍有許多細節需要磨合，比如SDR在個體交易、私人交易等領域的推廣。人民幣被納入SDR，長期而言肯定是有積極作用的，但是目前SDR在國際上并不是非常流行，中國不能因為短期虛名而讓出實利。這是務實之言。夏斌先生也表達了類似觀點。
人民幣的市場化之路應該向德國學習，嚴格控制內部通脹，根據實體經濟的競爭力一步步放松匯率控制的幅度，這才是中國經濟避免大起大落的惟一可靠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