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的概念，其基本涵義是指，一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過程中，既不能重復又難以擺脫以往由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的發展模式，很容易出現經濟增長的停滯和徘徊，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1萬美元。這主要是因為，進入這個時期，經濟快速發展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原有的增長機制和發展模式無法有效應對由此形成的系統性風險，經濟增長容易出現大幅波動或陷入停滯。從二戰后世界經濟發展進程看，僅有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和地區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國家則長期在中等收入階段徘徊，遲遲未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國際上公認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但就比較大規模的經濟體而言，僅有日本和韓國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轉換。日本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萬美元。韓國1987年超過3000美元，1995年達到了11469美元。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日本花了大約
12年時間，韓國則用了8年。
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則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長期停滯不前，如菲律賓
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
1123美元，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沒有太大變化。還有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雖然在提高，但始終難以縮小與高收入國家的鴻溝，如馬來西亞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812美元，到2008年僅達到8209美元。阿根廷則在1964年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就超過1000美元，在上世紀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拉美地區還有許多類似的國家，雖然經過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幾經反復，但一直沒能跨過1萬美元的門檻。
比較分析成功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兩類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特征，對總結國際經驗有重要意義。我們選取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韓國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馬來西亞和阿根廷作為樣本進行比較，可分析其在經濟增長、技術創新、人力資源、收入分配、社會發展、對外依賴等方面的差異性。
第一，經濟增長穩定性差別很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經濟增長往往出現較大的起伏，即便在短期內取得高增長，也難以持續。這一特征在拉美國家尤其突出。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為例，在1963年至2008年的45年間，阿根廷有16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負增長，馬來西亞有5年負增長，而韓國僅有2年負增長。在這45年中，阿根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僅為1.4%，馬來西亞為4.0%，而韓國為6.3%。1963年，阿根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842美元，已達到了當時的中高收入國家水平，而韓國當時僅為142美元，是典型的低收入國家。但到45年后的2008年，阿根廷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增長到8236美元，仍為中高收入國家水平，馬來西亞則由低收入國家進入到了中等收入國家，而韓國則達到了
19115美元，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第二，研發能力和人力資本存在明顯差別。從
R&D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看，韓國 2003年達到2.64%，高居世界第
7位，而馬來西亞、阿根廷分別為0.69%和0.41%，世界排名均在40名以后。從研發人才來看，2006年，韓國每千人中的研發人員達到
4.8人，而馬來西亞和阿根廷則分別只有0.42和1.1人，韓國分別是后者的11.4倍和4.4倍。從勞動力素質看，韓國2007年勞動力中具有大學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為35%，而馬來西亞、阿根廷分別為
20.3%和29.5%，韓國也有明顯優勢。
第三，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差異較大。從基尼系數上看，阿根廷和馬來西亞基尼系數較高，兩國在19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數就在0.45左右，到1990年代末進一步上升到接近
0.50，2007年阿根廷達到0.51，而馬來西亞始終保持在接近
0.5的水平上。韓國在上世紀70年代末基尼系數為0.36，到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沒有明顯變化。從最高10%收入階層和最低10%收入階層的收入比來看，阿根廷為40.9%，馬來西亞為22.1%，均遠高于韓國7.8%的水平。
第四，社會發展指標有明顯差別。從衡量社會發展的指標看，韓國從明顯落后轉為明顯領先。如預期壽命，韓國1960年僅為54.2歲，與馬來西亞基本相當，比阿根廷低11歲。到2008年，韓國提高到79.8歲，已明顯高于阿根廷和馬來西亞的75.3歲和
74.4歲。嬰兒死亡率也有類似情況，韓國
1960年嬰兒死亡率高達96‰，遠高于阿根廷和馬來西亞的59.9‰和66.1‰，到2008年，韓國已經下降到4.7‰，低于阿根廷和馬來西亞的14.6‰和5.9‰的水平。在教育領域，2010年韓國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由上世紀70年代的5.6年上升到11.3年，明顯領先于阿根廷和馬來西亞的8.9和9.7年。
第五，對外部經濟的依賴程度存在差別。在外資方面，阿根廷和馬來西亞的外商直接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明顯高于韓國，表明外資在經濟中占有更重要地位，特別是馬來西亞1990年的外商直接投資占比達到了5.3%。在外債方面，阿根廷
2002～2004年間的外債余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曾超過100%。總體而言，阿根廷和馬來西亞對外部經濟的依賴程度要明顯高于韓國。
為什么發展水平和條件十分相近的國家，會出現兩種不同的發展命運，關鍵是能否有效克服中等收入階段的獨特挑戰。從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的情況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錯失發展模式轉換時機。以阿根廷等拉美國家為例，在工業化初期實施進口替代戰略后，未能及時轉換發展模式，而是繼續推進耐用消費品和資本品的進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紀70年代初石油危機后，還是維持“舉債增長”，使進口替代戰略延續了半個世紀。而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則因國內市場狹小，長期實施出口導向戰略使其過于依賴國際市場需求，極易受到外部沖擊。
第二，難以克服技術創新瓶頸。一國經濟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低成本優勢逐步喪失，在低端市場難以與低收入國家競爭，但在中高端市場則由于研發能力和人力資本條件制約，又難以與高收入國家抗衡。在這種上下擠壓的環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長動力而導致經濟增長停滯。要克服這一挑戰，就需要在自主創新和人力資本方面持續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競爭優勢。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在亞洲金融危機后再也沒能恢復到危機前的高增長，就與經濟增長缺乏技術創新動力(310328,基金吧)有直接關系。
第三，對發展公平性重視不夠。公平發展不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創造更為均衡的發展，還能夠減緩社會矛盾和沖突，從而有利于經濟可持續發展。拉美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擴大導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費嚴重不足，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如上世紀
70年代，拉美國家基尼系數高達0.44—0.66之間，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達0.64，一些國家還由于貧富懸殊，社會嚴重分化，引發激烈的社會動蕩，甚至政權更迭，對經濟發展造成嚴重影響。
第四，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偏差。從拉美國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義影響，政府作用被極度削弱，宏觀經濟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穩定性，政府債臺高筑，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不平衡等頑疾難以消除，經濟危機頻發造成經濟大幅波動，如上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9年巴西貨幣危機、2002年阿根廷經濟危機，都對經濟持續增長造成嚴重沖擊。阿根廷在1963—2008年的45年間出現了16年負增長，主要就集中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債務危機和2002年國內金融危機期間。
第五，體制變革嚴重滯后。在拉美國家，體制變革受到利益集團羈絆，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精英集團的“現代傳統主義”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反對在社會結構、價值觀念和權力分配等領域進行變革，或者把這種變革減少到最低限度。經濟財富過度集中，利益集團勢力強大，造成尋租、投機和腐敗現象蔓延，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受到嚴重扭曲。
從日本、韓國等國的經驗看，最根本的是較為成功地實現了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特別是從“模仿”到自主創新的轉換，比如，韓國上世紀70年代“漢江奇跡”主要依靠出口導向戰略，但此后將發展方向從扶持和保護產業轉向鼓勵競爭和創新，1986年制定《面向21世紀的科學技術發展長期計劃》，頒布《提高產業技術五年計劃（1989—1993年）》，明確提出技術開發的主體由政府轉向企業，使產業競爭力持續提升。同時，日本和韓國在由中等收入轉向高收入國家進程中，都較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擴大，日本1960年代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韓國1970年代推行“新社區運動”，縮小了城鄉和居民收入差距，使初次分配更趨均衡，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創造了較為穩定的社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