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經濟不僅有通脹苗頭，還面臨經濟下滑可能。這些問題的疊加，容易誘發經濟滯脹。基于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國際國內復雜的經濟形勢，在抑制通貨膨脹的同時，還須防止經濟增長的持續下滑，防止經濟滯漲的生成。
為應對通脹，2010年下半年以來，央行已9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兩次加息。目前，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到了20%，達到歷史最高水平。然而，盡管抑制通脹是2011年中國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但在抑制通貨膨脹的同時，必須警惕緊縮性調控政策誤傷實體經濟，以有效預防經濟滯脹的發生。
經濟滯脹是高通脹率、高失業率和低經濟增長交織并存的一種經濟狀態，中國目前除了經濟增長率較高外，已具備經濟滯漲的多數特征。
那么，中國是否已經出現了經濟滯漲的跡象？整體而言，目前的經濟數據還不能說明滯漲已經顯現，但是，如果政策操作不當，有可能導致經濟繼續下滑，引發經濟滯漲問題。
中國的通貨膨脹大致包括需求拉動型、成本推進型和國際輸入型三種。中國近期出現的通貨膨脹不屬于需求拉動型，而是成本推進與國際輸入疊加的混合型通貨膨脹。
自2010年11月CPI達到5.1%以來，在各種調控政策的合力效應下，最近三個月通脹壓力似乎得到了部分緩解。目前，對于2011年中國CPI的走勢，大多數預測表示樂觀，認為全年CPI將呈現上半年走高、下半年走低，峰值出現在上半年。筆者認為，在勞動力成本、糧食、能源等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趨勢均未達到拐點之前，我們尚不能對通脹走勢表示樂觀，也不敢斷言CPI全年會出現前高后低的倒V字型走勢。理由如下。
首先，2009年以來貨幣發行過多的滯后效應會繼續顯現。經驗表明，從貨幣投放到通脹的形成大約有18個月左右的時滯。基于這一規律，目前的通脹在很大程度上是過去兩年過度貨幣投放的結果。即使今年的廣義貨幣增長能夠控制在16%的目標以內，銀行信貸投放也能夠得到有效控制，CPI依然會繼續上行。某種意義上，當前的通貨膨脹是中國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所付出的代價。
其次，成本推動型的通脹將愈演愈烈。中國現在的通貨膨脹不僅僅是食品引起的，各種初級產品價格上漲、服務類價格上漲、勞動力成本（特別是低端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都在推升CPI，通貨膨脹高企不是一個短期現象。
從農產品價格方面看，世界糧食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近來，國際糧價飆升，部分糧食價格已破紀錄。國內糧價也隨著國家不斷提高最低收購價，農產品生產資料成本、勞動力成本、土地價格剛性上漲以及氣候等多種因素而不斷上漲，由此帶動2月食品類價格上漲11%。
從勞動力成本看，今年的“民工荒”比往年更甚，企業面臨非常大的工資上漲壓力。生產要素價格的進一步抬高，將反過來強化通脹預期，加劇未來的通脹壓力。
再次，油價和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將進一步助推中國通貨膨脹的高企。美聯儲“二次”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措施導致了美元的進一步泛濫，持續提高了世界市場上對美元貶值的預期，推高了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
近期，受利比亞和中東地區局勢影響，美國原油期貨價格近期連續上漲，每桶突破100美元，盡管近期有所回落，但這究竟是否是拐點，暫時還不敢妄言。需要關注的是，日本近期發生的大地震和核泄漏事件導致了日本央行巨額拯救資金的注入，對于中國來講，這也將加劇通貨膨脹的壓力。
第四，游資炒作和市場失序問題難以得到抑制。當前，中國市場上的游資一部分來自海外，但更多的是來自于國內。近些年，由于企業成本上升、利潤空間變小、投資環境不佳、風險較高以及體制機制因素的影響，民間資本不斷游離于實體經濟之外，在高回報的“誘惑”下，紛紛追逐虛擬經濟和進行市場炒作投機，從而推動了資產價格的快速上漲。
隨著房地產等調控政策日益嚴格，民間資本開始轉向價格相對較低且存在需求缺口的“菜市”和農副產品流通領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食品類價格上漲。客觀講，就目前的調控能力而言，我們尚缺乏對社會游資進行有效管理的經驗和措施。
以上說明的是2011年的通脹走勢不容樂觀，那么，目前的宏觀調控政策措施能否有效抑制通脹的高企？筆者認為，當前由緊縮性貨幣政策、緊縮性房地產政策、緊縮性勞動政策和擴張財政政策組合而成的緊縮性調控政策組合可能藥不對癥，甚至適得其反。
從貨幣政策看，歷史經驗表明，對于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緊縮性貨幣政策效應是明顯的，但對于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和國際輸入型通貨膨脹，緊縮性貨幣政策基本無效。
從房地產政策來看，盡管緊縮性的政策對抑制房價高企有一定作用，但這種作用不應高估。因為，當前中國房地產發展中的核心問題不是價格問題，而是深層次的制度性問題。僅僅盯住房地產的需求層面，而不把政策重心定位于供給環節，不努力解決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問題，不努力解決中央與地方的稅收政策問題，房地產問題不會得到根本性的解決。
從勞動政策方面看，最低工資制以及增加勞動者工資收入的動機是正確的，關注基本民生、改進福利狀況，也是各級政府的責任。但是，這都需要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擴大就業為前提，也需要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對社會福利增進統籌協調，合理把握，穩妥漸進。否則，就會加劇成本推進型的通貨膨脹。
尤其是，民生問題的解決不能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包攬，也不能超越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而過早提出不切實際的高要求，否則，就會傷害經濟增長，甚至導致滯脹風險。
所以，政府有關部門與其對勞動市場進行直接干預，不如增加對勞動者進行技術培訓的投入。與其補貼農民種地，還不如補貼農民進城打工，將社會勞動力從報酬遞減部門轉移到報酬遞增部門，從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從財政政策方面看，近兩年極度擴張的財政政策已經使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演變為行政主導型模式，其后果必定導致對市場的替代，這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相悖的。而且，極度擴張的財政政策是以高稅收為代價的，這對于激勵產業投資和居民消費都會帶來不利影響。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如果繼續沿襲現有的緊縮性宏觀調控政策，未來一段時間CPI將可能繼續上行。總體上，2011年CPI的峰值可能在第三季度或第四季度出現，而且峰值會達到7%左右，全年平均水平有可能超過5%，實現4%的調控目標面臨嚴峻挑戰。
當前中國經濟不僅有通脹問題，還面臨經濟下滑問題。兩個問題的疊加，極易誘發經濟滯脹。因此，決策層必須在調控政策上做出有效安排，既有效抑制通脹，又促進經濟增長，對可能發生的經濟滯脹保持足夠的警惕。
首先，宏觀管理應當由以需求管理為主轉向以供給管理為主，要通過結構性減稅，扶植低利潤、高就業的行業發展，來促進就業的增加；要通過實行差別稅率和差別工資津貼，引導生產要素合理流動，促進地區經濟均衡發展。
應當看到，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不是在短時間內就能解決的，也不是緊縮就能夠很快見效。成本推動型通脹的解決是一個長期問題，需要有長期的政策安排和準備，需要依靠自主創新、產業升級、技術進步和大力發展民營經濟等措施來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確保社會就業的不斷擴大，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內需，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由投資拉動向消費拉動的轉變。
其次，實行緊財政政策，降低通貨膨脹壓力。財政政策包括稅收政策，主要功能是促進社會公平，而不是依靠財政來拉動經濟增長。近幾年來，中國的物價上漲帶有明顯的“結構性”特征。對于結構性通脹，必須通過財政措施來解決。
如可以通過減稅增加居民收入預期；通過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設，將潛在供給轉化為現實供給，降低中低收入居民支出；通過吐出食品如豬肉庫存以平抑食品價格；通過增加某些“供不應求”產品的有效供給，有效緩解價格上漲勢頭；通過財政補貼受災地區的生產者，來抑制自然災害導致的農產品價格上漲。
第三，實行中性貨幣政策，促進經濟增長。貨幣政策的主要功能是促進經濟增長，不能在總量控制上過多地做文章，要讓商業銀行在有效控制風險的前提下自主地進行貸款。
應對經濟滯脹，緊縮性貨幣政策是無意義的。提高準備金率等數量控制手段，表面上會減少社會流動性，抑制物價上漲，但也會抑制實體經濟的信貸需求，從而抑制產出，減少就業和供給。加息打擊的不是物價，而是本國的內需。所以，緊縮性貨幣政策只會加劇經濟之“滯”。
治理經濟滯脹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通過適當放松貨幣，保生產、保就業、保住社會穩定、保住經濟增長。在匯率政策方面，人民幣升值不能激進，我們應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以促進對外貿易增長，促進外向型企業的發展和整體經濟增長。
第四，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將經濟發展的目標從GDP轉向改善民生。目前，中國人均GDP已經超過4000美元，跨入中等收入國家，但也開始出現類似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馬來西亞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現象。
經驗表明，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須在確保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不斷增長居民收入，從根本上改善民生問題。否則，一旦經濟增長停滯，政府和社會財力衰退，民生問題得不到解決，社會矛盾就會激化，就會危及社會和政治的穩定。
第五，采取多種措施抑制通脹，但不能把通脹問題夸大化。近年來，通脹問題越來越成為一個全球問題。從美國的情況看，盡管美聯儲認為自己的“量化寬松”政策只會“殃及池魚”，但美國的物價指數在未來幾個月時間里也將迅速攀升。
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數據顯示，中歐和東歐部分國家、中東和北非國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CPI均明顯上升。因此，對于我國來說，治理通脹是必需的，但通貨膨脹問題并不是很嚴重，我們不能將通脹問題擴大化，更不能采取過度的緊縮性政策。否則，就會傷害實體經濟，出現政策操作失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