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國際貿易長期發展趨勢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國際貿易規模越來越大，貿易仍然是世界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必須以新的視角重新研究和確立國際貿易基礎理論，推動全球重新認識國際貿易規律規則，以公平評價全球化條件下各貿易國的貢獻與獲取。
如何重新認識國際貿易的規律，這是一個非常重大而緊迫的問題。現在國際上爭論的很多國際貿易問題，應用的都是傳統理論，對于國際貿易一些嶄新的規律，缺乏全球化視野，缺乏對現代國際貿易從內生因素、深層次、根本上的認識。我認為，起碼應從五方面重新認識國際貿易的規律。
世界制造業經歷了四輪大的轉移：第一輪世界制造業中心在歐洲，以英國、德國、法國為主，從反法戰爭結束維也納會議開始，直至十九世紀中葉前后，英國制造品出口量占世界制造品貿易量的２／３。第二輪世界制造業中心轉移到美國，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美國的工業產值已占到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總產值的２／３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占１／２以上，對外貿易額占世界總量的１／３以上。第三輪世界制造業中心轉移到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日本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車生產國、最大的鋼鐵生產國、最大的纖維生產國。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日本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占美國進口商品的比重高達９７．４％。第四輪世界制造業逐步轉移到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等新興市場國家，中國目前制造業產值占全球２０％左右，國際貿易占全球１０％左右。綜上所述，一個國家的對外貿易與世界產業轉移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世界貨物貿易的生成量和流量的改變，一直伴隨著國際制造業的轉移和要素重組。
因此，我們研究一個國家的貨物貿易，實際是在研究世界制造業轉移后產生的必然結果，研究世界制造業轉移后產業布局、產業結構和產品流量發生的變化，研究由此發生的貿易流量和流向的變化。可以斷言，隨著產業轉移、要素重組和全球供應鏈集成方式的改變，國際貿易的生成地、國際貿易的流量、國際貿易的方向、國際貿易的結構等，還將隨之發生變化。
經濟全球化是由有形商品和無形商品、有形貨幣和無形貨幣、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等要素稟賦，在全球加速度流通促成的。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情況下，全球資源配置已經從一個工廠、一個地區、一個國家擴展到整個世界，國際分工以追求資源配置優化為前提，利用現代信息技術、網絡技術和現代物流技術，實現流通的網絡化、系統化、智能化、信息化和虛擬化，從而極大地降低了流通成本，提高了流通的效率和效益。過去商流、物流、信息流、資本流是在一個國家行政邊界內的流通，全球化使更多要素稟賦跨越了國界，在全球范圍內流通和重組。全球化的商流、物流、信息流、資本流、特別是由于人力資本作用形成的要素集成或重組，使國際貿易的形態發生了重大變化。國際貿易既有貨物貿易的形態，又有服務貿易的形態，服務貿易增幅大大快于貨物貿易的增幅。連續２０多年，國際服務貿易的增長速度都在兩位數以上，服務貿易占國際貿易的比重已經超過了１／４。
德國古典空間經濟學家奧古斯特·勒施形象地比喻：“國家像大沙漠中的綠洲分離存在著一樣，被關稅、法律、語言、社會意義、不安全感、命運和其他偶然事情分離著。”但在全球化條件下，國家的政治界線像一條裁剪線，剪斷了極其錯綜復雜的市場網絡，而現代流通特別是現代流通在國際貿易中所形成的經濟景觀，則像錯綜復雜的市場網絡組織中的一條又一條接縫線，把政治境界剪斷了的地方連接起來。當現代流通發展為國際化、社會化大流通時，如果不能使整個世界流通順暢，一國或幾國的流通發達，已不能使自身更大程度地獲益，人們寧愿以讓渡部分國家主權來換取各種要素便利流通，在自由化、便利化的流通中獲得更大的利益。世界各種自由貿易協定、關稅同盟和自由貿易區等，都是全球化大流通的必然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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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貿易與貿易生產國可支付的各種紅利形成的綜合優勢有密切關系 |
貿易生產國所在地各種紅利優勢，是一國或一個地區由于歷史原因和現實因素，成為國際產業轉移和要素重組的高地、平臺或載體的基礎條件。包括勞動力紅利、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人口紅利，包括土地資源紅利、礦產資源紅利、水資源紅利、空氣質量等環境紅利，也包括社會長期穩定的紅利等。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紅利越多，其形成的平臺或載體對世界產業轉移、要素重組和國際貿易的作用就越強。這個平臺和載體支付的是這些紅利，得到的是產業集聚、要素集聚和技術管理要素等的重新組合，得到的是新生成的制造業總量和貿易總量。這就意味著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中講的比較優勢，是指一個國家和另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所謂比較收益，是這個國家通過國際貿易獲得的獨屬于本國的好處。而現代國際貿易的比較優勢，變成了一個國家的各種紅利集聚，變成了可以被世界產業和要素搭載的平臺或載體，變成了這個平臺或載體對全球投資者、全球產業和全球要素的吸引能力、組合能力和競爭能力，變成了全球投資者、制造商、經銷商從貿易生成地所獲得的好處，變成了使全球消費者享受到該國綜合紅利的貢獻。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國際貿易順差，已經不是一個國家從發生在本國的貿易中得到的純粹的好處，而是本國搭建的平臺或載體對全球的付出和貢獻。也就是說，在這個平臺上，人口紅利是我付出的，資源紅利是我付出的，環境紅利是我付出的，但是全球的產業、全球的要素稟賦在這里重組和配置，在這里產出，在這里形成貿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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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際貿易與貿易生產國貨幣在世界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密切關系 |
世界貨幣體系的變化和調整，是影響國際貿易最大的變量之一。貨幣既是凸顯國際貿易規律的要素稟賦，又是國際貿易發展的產物，還是推動國際貿易加速發展的內在沖動。貿易生產國的貨幣既是產出，又是投入；既是貿易的客體，又是決定本國參與國際貿易規模、流向、流速變動的內在經濟原因。
１９世紀當英國成為國際貿易大國的時候，英鎊在國際貿易收支中占據了很大比重，是國際資產分配與交易過程中最主要的貨幣，也是少數和黃金可以自由兌換的貨幣。很多國家想擺脫英鎊的束縛，阻止英鎊在國際貿易中發揮作用，但都沒有成功。當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和貿易體的時候，以美元為核心的世界貨幣體系使美元成為強勢貨幣，直到目前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貿易結算貨幣分布中的比重仍在６０％以上。在日本成為制造業和貿易大國進程中，日元也躋身于世界主要貨幣的行列。隨著中國成為制造業大國和貿易大國，人民幣最終也將成為國際貨幣，這是貿易規律使然，也是世界市場的必然選擇。可以斷言，隨著世界的復蘇和增長，國際貿易格局的調整和變革，國際貨幣體系必然將隨之調整，成為適應和推動跨國貿易的重要支撐。國際分工將由于世界貨幣體系的調整，呈現出更加錯綜復雜的格局，推動產品內和產業內貿易擴大，并帶動相關服務貿易和投資的進一步增長，從而創造出更多的國際貿易和跨國投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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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際貿易與貿易生成國的創新能力、創造能力、可持續發展能力有密切關系 |
當第一輪制造業集中在歐洲的時候，歐洲的創新能力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第二輪制造業向美國轉移的時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發明了蒸汽機和電燈，這些科技發明轉變為產業發展的巨大能力。當制造業集中在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時，也正值這些國家和地區創新能力迅速提升時期。當前，承接國際產業轉移規模最大的是新興經濟體，其中我國是發展最快的經濟體，我們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初步形成了創新能力和創造能力。在貫徹落實科學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我國的原始創新和集成創新能力又迅速提高，持續創新能力將進一步支撐世界制造業和服務業向我國轉移。創新正推動像中國這樣的新興經濟體，成為國際貿易新的生成地和聚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