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各城市公布房價控制目標截止日期還有不到10個工作日，多數東部城市和一線城市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沉默”，只有中西部少數城市公布了調控目標。
　　1月26日公布的新“國八條”中提出，2011年各城市人民政府要根據當地經濟發展目標、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合理確定本地區年度新建住房價格控制目標，并于一季度向社會公布。
　　在已公布的調控目標中，銀川、太原、貴陽等城市，毫無例外地以GDP或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作為房價控制增幅的參照系數，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尚未見相關描述。
　　同時，我們也要掂量一下這種掛鉤的合理性。一方面，這兩個指標是變動的，實際數據與預估數值可能存在一定差距，CPI的波動也處在精確控制范圍之外，這將直接導致房價控制目標的上下浮動；另一方面，在過去的兩年間，房價曾以遠超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的速度高歌猛進。以北京為例，多數樓盤現在的售價是兩年前的兩倍還多。實際支付能力被隱藏在簡單易操作的房價控制目標背后。
　　客觀而言，建立房價控制目標模型的困難非常多，政策的變動、國內外經濟政治形勢、當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GDP增長、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CPI、政府的保障等等許多因素，都會影響房價走勢。與“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相比，GDP或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具有客觀、量化的特征，房價控制目標與這兩個指標掛鉤，操作性較強。
　　房價控制目標參照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這兩個指標，量化了控制目標，同時操作簡便對比明顯。然而，簡單將這兩個指標設立為參照系數，并不適合現在的房價控制目標。更確切地說，在這一模式下運行的房價控制目標，其房價控制結果，依然不是居民實際住房支付能力可承受的。
　　房地產調控是在房價過快上漲之后應時而出，一系列的調控政策落地之后，房價增長依舊，只是速度略有放緩。房價的持續增長，讓國際通行的房價收入比在中國失去了“話語權”，租售比也成為拉動房租不斷上漲的“充足理由”。在此背景下提出的房價控制目標，應充分考慮到房價已經快速增長的“絕對量”和居民收入增長及CPI波動帶來的住房支付能力的變動。
　　“十二五綱要”第八篇第三十五章給房價確定的合理水平，就是“與消費能力基本適應”。消費能力與實際收入水平直接相關，“與消費能力基本適應”的房價合理水平，涵蓋了上述種種考慮因素。既考慮到了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也考慮到了房價曾經的快速增長脫離了消費增長能力的實際情況，CPI的增長對居民實際消費的影響也被考慮在了其中。
　　“市場的歸市場、保障的歸保障”，房地產市場雙軌運行的模式在去年底今年初逐漸清晰明朗。“十二五”期間３６００萬套保障房的建設規劃，將保障范圍從７％擴大至２０％，即便如此，依然有８０％的人口，需要從市場上購買商品住宅或者租賃住宅以滿足居住需求。
　　與保障范圍相比，“市場”在體量上占據絕對優勢，由此觀之，房價控制目標的實現還是涉及到大部分人的切身利益，與他們的實際生活息息相關，控制目標的參照系數應擴大范圍，不是單純地盯住ＧＤＰ增長或人均收入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