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席卷中國諸多城市的“搶鹽風波”迅速平息。
　　當筆者聽到大家都在搶購食鹽時，趕緊打電話叮囑身在鄉村的母親別跟著起哄。母親卻稱家里暫時沒有缺鹽傳聞。即使一個電話就能聯系幾百公里外的鄉村，但從傳播過程看，城市平民階層接收信息的速度明顯比鄉村居民快，這主要歸功于，城市居民的交流密度遠大于農村，超市里搶購風潮更是人為制造出緊張氣氛。
　　而政府部門在此次事件中表現優秀。各級政府利用一切媒體渠道對市民宣傳，權威人士紛紛辟謠，相關部門以調取庫存平抑市場、重罰投機不法分子等舉措，迅速安撫了居民恐慌情緒。
　　我們從整個“搶鹽風波”中，大體可劃分出四類人群：溝通能力有限、消息相對閉塞的鄉村同胞；有機會接受大量信息但短時間內無從判斷，緊跟大潮的城市平民階層；掌握并相信常識的理性公民；握有鹽業供給壟斷權的政府與代表知識權威的科學家。
　　德國社會學家貝克認為，從社會中存在的各類風險的發展看，在工業社會階段，人們持有進步樂觀主義，相信人類理性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而在后工業社會中，風險不僅無處不在，而且是不確定的。以前，我們或許認為知識越多就越能把握未來，而在當下的社會，風險本身是隱蔽、突發的，并且理性的局限使瞬間爆發的風險之后果具有不可知性。
　　同時，人數眾多、價值多元的中國，社會結構具有不同層次。從此次事件中不同群體的表現可看出，在心理情緒上，既有少部分較蒙昧的前工業因素，又有相信理性萬能的工業主義情懷。隨著社會現代化轉型與全球化進程加速，更多居民的心態已滑入后工業社會，即風險社會階段。
　　現在，網上流傳很多取笑囤積食鹽的段子。然而，看到那些平日節衣縮食、為便宜雞蛋而甘心排隊的工薪階層，花費大筆冤枉錢規避風險時，我們究竟是該嘲笑還是悲傷？更讓筆者憂慮的是，如果核泄漏就發生在我們周圍，我們是否依然能淡定地聽從政府安排，有序撤出輻射區域？
　　另有傳言，這次食鹽搶購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一些浙江商人制造恐慌、哄抬價格。倘若如此，這次搶購風波背后，不僅是人們對危機的恐慌，更與經濟利益有關。資本制造出瘋狂搶購的虛熱假象，而資本人士在追逐財富個人化的同時，把獲利風險所需的恐慌成本，轉嫁到人數龐大的平民頭上。
　　一般說來，集體恐慌癥的結局往往有三種：要么謠言被戳穿后變成笑柄；要么關于謠言的情緒成長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隨時爆發；要么坐實謠言，成為強制性的法律或政策。從嬉笑聲中我們看到，此次謠言傳播，不會如當年對乙肝的以訛傳訛一般，最后人為制造諸多不公平的政策措施。但我們又不得不悲哀地聯想到，“搶鹽風波”觸發的群體情緒依然是前年河南“杞人憂鈷”與今年江蘇“響水大逃亡”之后的間歇性爆發。
　　萬幸的是，這次風波中，我們看到了一個迅捷高效的政府與一群勇于擔當的科學精英。盡管這次政府部門表現優秀，其在這類事件中的總體表現則又堪憂。這是因為，突發事件來臨時，政府部門往往能正面回應危機，但其又并未真正滲透進日常社會組織管理的機制中，難以引領風險社會里公民的價值觀，難以讓居民用平和淡定的理性心態面對任何突發危機。在風險社會里，權力部門和專業知識人士在處理突發事件時，應跳出傳統的“危機—回應”模式，主動參與到公共事件中，并且從獨立的機構運作方式轉為機制性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