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席卷中國諸多城市的“搶鹽風波”迅速平息。 當筆者聽到大家都在搶購食鹽時,趕緊打電話叮囑身在鄉村的母親別跟著起哄。母親卻稱家里暫時沒有缺鹽傳聞。即使一個電話就能聯系幾百公里外的鄉村,但從傳播過程看,城市平民階層接收信息的速度明顯比鄉村居民快,這主要歸功于,城市居民的交流密度遠大于農村,超市里搶購風潮更是人為制造出緊張氣氛。 而政府部門在此次事件中表現優秀。各級政府利用一切媒體渠道對市民宣傳,權威人士紛紛辟謠,相關部門以調取庫存平抑市場、重罰投機不法分子等舉措,迅速安撫了居民恐慌情緒。 我們從整個“搶鹽風波”中,大體可劃分出四類人群:溝通能力有限、消息相對閉塞的鄉村同胞;有機會接受大量信息但短時間內無從判斷,緊跟大潮的城市平民階層;掌握并相信常識的理性公民;握有鹽業供給壟斷權的政府與代表知識權威的科學家。 德國社會學家貝克認為,從社會中存在的各類風險的發展看,在工業社會階段,人們持有進步樂觀主義,相信人類理性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而在后工業社會中,風險不僅無處不在,而且是不確定的。以前,我們或許認為知識越多就越能把握未來,而在當下的社會,風險本身是隱蔽、突發的,并且理性的局限使瞬間爆發的風險之后果具有不可知性。 同時,人數眾多、價值多元的中國,社會結構具有不同層次。從此次事件中不同群體的表現可看出,在心理情緒上,既有少部分較蒙昧的前工業因素,又有相信理性萬能的工業主義情懷。隨著社會現代化轉型與全球化進程加速,更多居民的心態已滑入后工業社會,即風險社會階段。 現在,網上流傳很多取笑囤積食鹽的段子。然而,看到那些平日節衣縮食、為便宜雞蛋而甘心排隊的工薪階層,花費大筆冤枉錢規避風險時,我們究竟是該嘲笑還是悲傷?更讓筆者憂慮的是,如果核泄漏就發生在我們周圍,我們是否依然能淡定地聽從政府安排,有序撤出輻射區域? 另有傳言,這次食鹽搶購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一些浙江商人制造恐慌、哄抬價格。倘若如此,這次搶購風波背后,不僅是人們對危機的恐慌,更與經濟利益有關。資本制造出瘋狂搶購的虛熱假象,而資本人士在追逐財富個人化的同時,把獲利風險所需的恐慌成本,轉嫁到人數龐大的平民頭上。 一般說來,集體恐慌癥的結局往往有三種:要么謠言被戳穿后變成笑柄;要么關于謠言的情緒成長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隨時爆發;要么坐實謠言,成為強制性的法律或政策。從嬉笑聲中我們看到,此次謠言傳播,不會如當年對乙肝的以訛傳訛一般,最后人為制造諸多不公平的政策措施。但我們又不得不悲哀地聯想到,“搶鹽風波”觸發的群體情緒依然是前年河南“杞人憂鈷”與今年江蘇“響水大逃亡”之后的間歇性爆發。 萬幸的是,這次風波中,我們看到了一個迅捷高效的政府與一群勇于擔當的科學精英。盡管這次政府部門表現優秀,其在這類事件中的總體表現則又堪憂。這是因為,突發事件來臨時,政府部門往往能正面回應危機,但其又并未真正滲透進日常社會組織管理的機制中,難以引領風險社會里公民的價值觀,難以讓居民用平和淡定的理性心態面對任何突發危機。在風險社會里,權力部門和專業知識人士在處理突發事件時,應跳出傳統的“危機—回應”模式,主動參與到公共事件中,并且從獨立的機構運作方式轉為機制性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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