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輪經濟增長周期起步以來，為控制流動性的過快擴張、應對日益發展的通脹壓力、抑制資產價格泡沫，貨幣政策及時采取措施，自去年以來已九次上調存款準備金和三次上調存貸款基準利率。但目前央票因一、二級市場利率倒掛發行困難，大型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已創出19.5%的歷史新高，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今年可能達到3.5%以上，接近上輪調控的最高水平，未來貨幣政策運用空間越來越窄。然而，我國的匯率政策運用在某種意義上看卻較為被動，很大程度上隨中美關系而起“舞”。在當前匯率政策取向和制度框架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將受到越來越大的挑戰。
擴大升值幅度有可能對出口行業和就業等帶來一定的、階段性的壓力，但帶來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隨著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升值帶來的正面效應會不斷加大，而負面效應會逐漸退居次要地位。未來人民幣匯率政策應避免過高地受若干出口行業和局部就業的影響，而應從整個宏觀經濟的運行，更全面、長遠地來加以考量和把握。未來我們應跳出美方訴求的層面看人民幣匯率問題，而應從本國經濟的實際需要出發重新審視升值問題。如果人民幣升值幅度較大對我國經濟有利或利大于弊，那就應該積極地付諸實施。
當前，我國通脹壓力持續擴大，貨幣投放過快造成流動性較多，資產價格尤其是房地產市場泡沫繼續擴大，而造成這些問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持續不斷地巨額資本流入。據測算，迄今為止，我國外匯占款已超過20萬億，是基礎貨幣投放的1.2倍，有的年份外匯占款占M2達40%以上。雖然央行以數量型工具努力對沖，但無奈外匯占款數量巨大，只是對沖了其中的一部分，因而被迫增加了基礎貨幣的投放。2002年1月至2009年10月，央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和調整法定準備金率共回籠資金7.2萬億，在此期間外匯占款增加了16.8萬億，對沖比例為42%。該期間凈新增外匯占款在廣義貨幣供應中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近年來，資本流入加快帶來了銀行存款的來源充沛成為銀行信貸高速增長的重要基礎 。
由此可見，外部不平衡是我國內部問題的重要根源之一。針對這一狀況，回顧人民幣升值五年多來的歷程，在經濟全球化日益發展的條件下，為使十二五時期乃至未來很長一個階段我國經濟能保持平穩較快增長，避免走上當年日本式的道路，建議在實施合理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適當降低GDP增速、有效控制價格上漲和資產泡沫的同時，積極、主動和靈活地運用匯率政策，有效應對外部失衡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匯率是市場變量，但更是政策工具。作為政策工具的匯率在應對資本流入、調節國際收支方面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有鑒于此，未來我國應增強匯率政策的主動性與靈活性，進一步深化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讓人民幣匯率在更大程度上有市場供求關系來決定。
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國際收支順差較大和國際儲備高企的條件下，較大程度地讓市場供求關系來決定人民幣匯率水平意味著人民幣升值幅度會明顯擴大。從當前態勢和長遠發展來看，擴大人民幣升值幅度有很多好處，也有助于解決我國經濟中不少深層次問題。從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方面看，沿海地區的產業轉移和升級需要有推手，人民幣升值幅度大些有利于中西部地區發展和沿海地區的轉型，對擴內需和調結構都會帶來明顯的裨益。升值幅度大些有利于推動產業結構加快升級的步伐。與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相比，目前我國制造業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要低得多，升值大些可以適當加大產業升級的壓力，更快地淘汰落后產業。升值幅度大些有助于更好地發揮匯率調節資源配置的作用，提高非貿易品的相對價格，引導更多的資源流入服務業部門，加大力度推動服務業發展。
從獲取全球資源的角度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國進口規模越來越大，尤其是我國經濟進一步發展需要引進更多的技術含量較高的產品和資源類產品，升值幅度大些有利于降低進口成本，廉價地獲得資源和技術。在逐步放開使用人民幣進行出口結算和對外投資的限制情況下，未來人民幣跨境使用將獲得很大的發展，預計在十二五期末很有可能達到五萬億人民幣以上。幅度較大的升值在先將使我國企業和個人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獲得更多的利益。
從抑制通脹的角度看，世界經濟復蘇，美元泛濫，大宗商品有進一步上漲趨勢，升值幅度大些有利于抑制輸入型通脹。這對治理PPI較快上升效果較為顯著。實證分析的結果表明，人民幣升值對進口價格指數有較為明顯的下降作用。在資源類產品進口比例不斷擴大的條件下，人民幣升值幅度擴大的效果會更為顯著些。盡管人民幣升值的作用在通過進口價格指數向消費價格指數傳遞過程中逐漸衰弱，但升值幅度加大對CPI也會有較好的輔助治理作用。
從調節國際收支的角度看，通過人民幣階段性較大幅度升值，在進一步刺激進口的同時，放緩出口增長的步伐，減少貿易順差甚至不排除出現經常項目逆差的可能，通過3至5年的努力，爭取走向國際收支基本平衡，進而減輕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未來幾年銀根抽緊的可能性很大，在全球短期資本和投機資本尋找機會的情況下更易導入資本，人民幣升值幅度階段性擴大，資金流入成本會明顯加大，從而有助于抑制短期資本流入。
從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的角度看，升值幅度適當加大有助于減輕資本流入對貨幣政策帶來的壓力。一方面，升值幅度適當加大使得資本流入規模不變的情況下，外匯占款實際數量相應減少，從而減輕央行對沖的壓力；另一方面，升值預期發生變化會在一定程度上減低資本流入的意愿。再者，升值幅度較大增加了資金流入的成本，可以發揮抑制資本流入的作用，減輕央行的壓力。
毫無疑問，擴大升值幅度會對出口行業帶來壓力并影響就業。關鍵是如何全面、客觀地看待這一問題。我認為，現階段適當加大人民幣升值幅度出口企業是可以承受的。2005年提出匯改時確實不好把握形勢的發展，因而采取了較為謹慎的小幅漸進升值模式，我認為是恰當的。五年后的今天再來看這個問題似乎越來越清晰了。2005-2006年的小幅升值對出口企業的利潤和就業有輕微影響，但基本可以消化；2007-2008年升值幅度較大的同時時影響似在加大，其中危機帶來的國際市場萎縮的影響更大，但盡管如此出口企業的利潤仍在增長。的確，自2005年始的兩輪升值對一般貿易企業和勞動密集型企業的負面影響稍大。但對出口加工型企業，尤其是進料加工型企業的影響則相對較小，對進口原材料的企業還有正面影響。從受沖擊影響較大的行業來看，大多集中在相對低端的紡織、服裝、皮革、工藝品、家具、電子、金屬制品和塑料制品等勞動密集型行業，這說明我國的出口產業本身恰恰需要進行調整，需要進行產業轉移和升級。
從就業情況來看，迄今為止，除了局部的現象，尚沒有充分的數據表明人民幣升值帶來了大規模的失業。2005年匯改后城鎮登記失業率是下降的，而危機后失業率迅速上升；同樣2005年匯改后失業人數保持平穩，危機后則迅速增加；去年6月份的二次匯改以來，就業狀況保持平穩，失業率和失業人數開始出現雙雙回落。以較有代表性的紡織行業為例，2005-2007年匯改過程中從業人數始終保持2%以上的增長，僅在2008年危機后才出現了從業人員同比下降的情況，而2010年之后又開始快速的反彈�？梢�，危機對出口企業和就業的影響與人民幣升值相比更大些。
本次經濟回升以來，沿海地區持續的民工荒和工資上漲表明，我國制造業發達、以外向型經濟為特征的東部地區的就業狀況，已經進入了具有重大歷史性意義的轉折過程。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重新審視人民幣升值對出口行業就業的影響。當下，部分企業轉移至中西部甚至部分企業經營困難而關門是否還會對就業產生很大的影響呢？這種情況是否正好適應了這種重大轉折過程的需要呢？在危機中，我國出口企業的國際市場份額繼續上升，貿易順差仍處在較高水平，表明我國出口行業整體競爭力較強，可以承受人民幣升值幅度適當加大所帶來的壓力。國際經驗表明，需充分認識貨幣升值后出口的自我恢復能力。貨幣階段性大幅升值往往會在短期內對出口部門帶來較大壓力，但經過1-2年的調整，出口部門往往能夠自我得到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