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純基于事件性觀察，可能無法反映流動性環境的真實變化，應當選擇能夠量化的指標作為觀察流動性的標尺。例如，可以選擇3個月期的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ibor）作為衡量指標。
　　市場不必再糾結于央行是否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或是利率，并據此判斷貨幣政策緊縮的力度，不如采用直接觀察shibor指標，如果3月期shibor回落至3%水平，可確認貨幣緊縮出現“放緩”。
　　關于貨幣調控，放緩派和加力派引發的混亂看上去可以暫告一段落。3月18日晚，央行悄然上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
　　事實上，關于貨幣政策究竟是放緩還是加力的爭論，各方面基本上都在自說自話、紛紛采用事件性的觀察標準，而并沒有給出一個衡量的標準，這使得爭論難免流于情緒化。就如本次央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來看，可以理解為央行維持了貨幣政策的節奏和力度，仍在“加力”對抗通脹；亦可以理解為，面對外部環境的更加不確定，央行只是采取了慣用的手法來應對通脹，而不是以加息這個更為強硬的、更能表現緊縮意圖的政策工具，也稱得上是一種“放緩”。
　　由于2005年以來存款準備金率一直都在充當動態對沖工具，其緊縮效果取決于流入資金量與凍結資金量對沖后的結果：凍結量大于流入量，是緊縮；凍結量小于流入量，無關緊縮。這一點與利率有著本質區別。因此可以認為，加息周期或者降息周期更能夠穩定地表現央行的真實意圖，而存款準備金率的上調卻更多是因應即期流動性的舉措，政策效果缺乏穩定性。
　　目前來說，準備金率上調與否主要取決于兩項因素：新增外匯占款、到期央票量。
　　先來看外匯占款。1月份新增外匯占款再次超過5000億人民幣，更值得關注的是，作為外匯占款正常來源的外貿順差與FDI流入卻同時下降，與外匯占款差額近4000億元，為歷史第二高位。因此數據公布之后就引發了存款準備金率上調的預期。但是，未來外匯占款的對沖壓力卻存在著下降態勢：2月進出口再次出現貿易逆差，年內順差趨勢性下降基本可以確認，人民幣升值預期也可能隨之降溫；同時，美國經濟復蘇的良好勢頭，已經開始導致套利熱錢源源流出新興市場國家。一旦來自外匯占款的對沖壓力開始減弱，數量型緊縮工具的使用頻率也將隨之下降。
　　當然，就外匯占款來說，除了熱錢和順差，還存在其他的干擾因素值得關注。據媒體報道，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試點中，進口與出口人民幣的使用量嚴重不匹配。以溫州為例，在試點實行的3個月中，共辦理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302筆，其中僅有7筆出口業務。這可能導致貿易項下的對沖需求高于順差額。如果人民幣在外貿結算中的占比出現大幅上升，而進出口中的人民幣使用量繼續不匹配，則可能增加央行的貨幣對沖壓力。當然，在目前美元主導跨境貿易結算的背景下，人民幣結算大幅上升的概率并不大。
　　再來看公開市場操作情況。由于利率水平不到位，央行此前四個月主要通過上調存款準備金率長期鎖定流動性，通過央票發行的公開市場操作幾乎陷入停滯。這帶來了兩大隱患：
　　一是部分銀行、尤其是中小銀行，出現支付困難，銀行間市場利率飆升。例如，在2月份上調存準率后，貨幣市場利率大幅上揚，隔夜利率漲幅7.08%，7天利率、14天利率漲幅均超過300個基點。本次調整后，大銀行準備金率已上調至20%、中小銀行也已調整至16.5%，考慮到銀行日常運營還要留存一定的超額準備金及備付金，資金面驟然趨緊已無可避免，必將再次引發銀行間市場利率飆升。
　　二是央票平滑釋放資金功能喪失，商業銀行整體資金水平難以維持穩定。長達四個月的象征性央票發行，令5、6月份央票到期量由3、4月份的超過6000億驟降至2000億，7月到期量僅為1000億，如果屆時遭遇外匯占款大幅下降，則商業銀行必將遭遇普遍的資金緊張。
　　可見，過于偏重數量型緊縮工具，已經對商業銀行穩定經營構成威脅，這些都在倒逼存款準備金退出緊縮主戰場。如果未來央行以上調利率來彌補存款準備金的退場，應如何判斷貨幣政策緊縮究竟是“加力”還是“放緩”？
　　筆者認為，單純基于事件性觀察，可能無法反映流動性環境的真實變化，應當選擇能夠量化的指標作為觀察流動性的標尺。例如，可以選擇3個月期的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ibor）作為衡量指標。
　　歷史數據顯示，去年11月底進入“高頻緊縮”前，3月期shibor在2.8%左右。高頻緊縮實施后，2月中旬一度飆升至5.73%，如果緊縮力度“放緩”，則3月期shibor理應回復到2.8%水平，距離當前仍有約120個基點的回歸空間。另外，對比上一輪貨幣緊縮周期可以發現，在2007年9月強力緊縮前，3月shibor處于3.2%左右，去年11月底shibor則為2.8%左右。可見，3%基本可看作貨幣政策“適度”緊縮下shibor的正常水平。
　　因此，市場不必再糾結于央行是否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或是利率，并據此判斷貨幣政策緊縮的力度，不如采用直接觀察shibor指標，如果3月期shibor回落至3%水平，可確認貨幣緊縮出現“放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