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實現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著眼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許多地方都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重點工作。這是十分必要的。但一些地方對于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存在認識誤區，由此帶來行動上的偏差。這就要求我們科學認識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以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為代表的我國東南沿海地區依靠承接國際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加工制造業轉移，實現了經濟快速發展。在工業化起步階段，這種承接無疑是一種合理選擇。但是，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這種產業結構除了利潤率不高，還存在物質資源消耗大、對生態環境影響大等問題。因此，在我國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約束不斷強化的背景下，無論是從成本效益的角度還是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考慮，都需要及時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從這個意義上說，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對我國一些地方來說已是迫在眉睫，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必然要求。
　　目前，我國許多地方都在大力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并取得了積極進展，但也存在一些誤區，如一些地方認為轉型升級就是淘汰傳統產業尤其是一些夕陽產業轉而發展新興產業, 因而一哄而上去追逐新興產業。發展新興產業當然是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途徑，但不是唯一途徑。在這個問題上，各地應按照中央精神和自身條件，合理規劃、量力而行。否則，一哄而上的結果只能是各地產業結構趨同現象嚴重，低水平競爭加劇。其實，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夕陽產業，只有夕陽技術或夕陽思維。同樣是制作服裝，歐洲一些企業的獲利能力就強于許多高科技產業；而許多看似風光的高科技產業，卻因為產能膨脹轉瞬間堆積起大量不良資產。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不一定要喜新厭舊、棄舊從新。傳統產業只要能在技術和管理上進行升級，仍可變成現代產業。而如果沒有強大的自主創新能力，沒有很好的科研成果商業化鏈條和服務，雖然從事的是新興產業，但拿到的可能還是利潤的“邊角料”。
　　再如，為了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一些地方搞“一刀切”，要求區域內所有城市都必須實現第三產業增加值超過第二產業增加值。這其實也不盡合理。第三產業增加值超過第二產業增加值是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表現，但并不是對所有區域、所有城市的統一要求。相對而言，特大城市更適合于發展第三產業。中央關于“十二五”規劃的建議就明確指出，“推動特大城市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比如在長江三角洲地區，第三產業的中心從戰略安排和選擇上是上海市。上海市第三產業發達，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分擔了周圍其他城市的服務業功能。如果長江三角洲地區每個城市的第三產業增加值都超過第二產業增加值，那反而不合理了。因此，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其他城市不能簡單地以服務業占比來衡量自己的轉型升級成效。
　　事實上，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中的“轉型”，其核心是轉變經濟增長的“類型”，即把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低質量、低效益轉為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產出、高質量、高效益，把粗放型轉為集約型，而不是單純的轉行業。轉行業與轉型之間沒有必然聯系，轉了行業未必就能轉型，要轉型未必就要轉行業。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中的“升級”，既包括產業之間的升級，如在整個產業結構中由第一產業占優勢比重逐級向第二、第三產業占優勢比重演進；也包括產業內的升級，即某一產業內部的加工和再加工程度逐步向縱深化發展，實現技術集約化，不斷提高生產效率。只有正確理解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這些內涵，才能在實踐中避免出現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