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貨幣聯盟最大的問題不在于分散的財政與統一貨幣之間的矛盾，而在于用一個貨幣標準把許多發展迥異的國家捆綁在一起。成員國經濟與競爭力表現參差不齊，兩極分化愈發明顯不僅使歐洲經濟一體化遭遇越來越尷尬的境地，更無助于阻止債務危機繼續蔓延。
即將召開的歐洲峰會要為歐債危機開出紓困的藥方，商談永久性援助機制并建立各自的債務規則，然而各自利益的博弈以及發展的嚴重失衡可能使這種危機決議策略繼續僵持。
事實上，經濟發展失衡問題一直困擾著歐洲經濟，也是點燃這次歐債危機的重要原因。上世紀90年代，德法等西歐國家人口結構出現老齡化趨勢，實體經濟逐步進入后工業化階段，資產報酬率降低，國內需求不足，這導致了西歐經濟體對歐洲內部新市場的需求源源不斷，歐元區擴張也因此持續加速。
隨著經濟發展狀況相對落后的經濟體的大規模連續加入，歐盟各成員國經濟發展水平差距日益加大。經濟結構和金融周期不一致迫使歐洲按發展水平實施“多速歐洲”戰略（即允許成員國按經濟發展水平高低實施核心和外圍國家分步走），這無疑更進一步更加大發展的差距。歐盟分為邊緣國家和核心國家。邊緣國家的競爭力日益下降，由于債務融資成本持續上升、轉移支付收入減少、貿易逆差持續擴大，這些國家的經常賬戶趨于惡化。相反，核心國家在國際市場中有很強的競爭力，經常賬戶有盈余。歐洲整合單一貨幣區建構加劇了區內發展不均衡。目前，歐元區的幾個大國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加上希臘和葡萄牙都出現了競爭力大幅下降，實際有效匯率高估。希臘等國勞動力成本較低且缺乏金融資本，自然成為資本的凈流入國，即債務國，嚴重依靠資本借貸支撐，透支消費，政府財政債務化，直至醞釀了“累積債務危機”。
另外一個歐元區的失衡問題就是，貨幣紅利和貨幣責任不對等，“搭便車”現象突出。歐元區是由具有共同利益的若干成員國組成的貨幣聯盟，這種貨幣聯盟利益具有公共產品的特征，因此聯盟中的每一成員都有以最小的代價謀求自身最大化利益的內在動機，這就是為什么每一成員都有“搭便車”而坐享其成并產生負外部性的傾向所在。葡萄牙、愛爾蘭、希臘、西班牙等國在歐元區成立后獲得了穩定的貨幣環境，包括較低的匯率波動、穩定的物價、低廉的融資成本和廣闊的金融市場，使得它們能夠享受低廉借貸成本以維持經濟增長，從而掩蓋了其生產率低但勞動成本高等結構性問題。相關數據顯示，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實際有效匯率被高估超過10%。同時低利率使其政府能夠以更優惠的條件為債務融資，掩蓋了公共財政的潛在問題。
結構性和基本面因素是導致歐元區內部發展不平衡的原因，因此不能通過臨時救助計劃或財政緊縮措施得到解決。當前，歐元區首先要應付的是主權債務危機、強化資本嚴重不足的銀行體系，而先前歐盟領導人也就建立永久性危機應對機制達成共識。這項歐洲穩定機制旨在從2013年起協助那些面對資金流動問題的國家，并允許破產國家進行債務重組。而此次歐盟峰會也有預期商討對財政困頓國家永久援助機制的細節，對提高歐洲金融穩定機構的資金以及增加歐洲聯合主權債券（E-bonds）等問題采取措施。
然而，歐洲從北到南、從左派到右派，都存在極大的分歧。德國內部更是紛爭不斷，德國鷹派認為，本國應自行決定高盈余、強勢貨幣和低通脹的政策，而不是被相對弱小的鄰國拖后腿。歐元鴿派則希望歐洲其他地區不必接受德國模式，將低估本幣作為調節手段，彌補損失的生產力。無論如何，這反映出歐洲面臨經濟發展失衡和貨幣制度協調的困擾——歐洲是否更需要一個差異化更小的貨幣聯盟？
眼下，歐元區如果不盡快達成共識，債務危機很可能繼續蔓延。如果歐元區要想度過危機關就需要全面的結構改革。長期看，如果內部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能解決，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就難以相互協調，我們很難期待這個全球最大的經濟貨幣聯盟會有更光明的未來。對于歐洲而言，縮小區域發展差異，提升各成員國間的整體競爭力才是鞏固經濟同盟最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