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據“十二五”規劃綱要，未來五年經濟目標將以發展方式轉型為主題，結構調整為主線。發展方式是個非常全面的概念，以經濟增長角度論，發展方式轉型就是增長方式轉型，從投資增長為主轉為消費增長為主。更完備些的增長方式轉型概念，是注重“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模式。“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推動經濟增長的模式，是比較理想的增長思路。筆者以為，“十二五”規劃的轉型戰略，為實現推動“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創造了很大空間。
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是產出增長率與各要素投入增長導致的產出增長率之差。換句話說，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體現的是要素投入對產出增長貢獻以外的、不能被要素投入解釋的那部分產出的增長，也就是著名的“索洛（Slolow）殘差”。
如果我們能加大“索洛殘差”的增長，就會增加非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對投資推動增長的依賴就會下降，并且完全可以在投資下降的同時，依然保持經濟增長。
“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包括幾個重要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制度變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要改變目前這種以“高投入”為主的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模式，制度性進步應有巨大的“紅利”。
首先，我們能針對導致過度投資的資源配置非市場化制度性原因推行改革。支持經濟增長的主要資源是資金、土地和勞動力。銀行是配置資金資源的主要金融機構。但在以利差為主的經營模式和保護這種模式的各種制度下，銀行不可能把資金優化配置到對經濟貢獻最大的經濟主體中去。因此，改變銀行盈利模式，通過多元收入結構來降低壞賬，培養利率定價和防范風險能力，是完善市場化配置資源機制，增加投資有效性的重要體制變革。
政府職能轉移是另一市場化配置資源的體制因素。因為政府職能和財政預算體制的問題，地方政府利用權利配置資源，特別是土地資源和地方國企資金，以及銀行資金支持GDP增長的行為一直比較突出。這些行為的目標不是資源收益的最大化，扭曲了市場各參與主體之間的關系，帶來過度投資、產能過剩、低水平重復建設、不公平招商引資等一系列毛病。
其次，對導致高貿易順差的國內高“儲蓄－投資”差異的內部失衡的經濟結構進行調整。高貿易順差帶來的國際貿易摩擦和人民幣升值壓力，是近年困擾中國經濟發展的麻煩之一。事實上，依據經濟學理論，貿易不平衡等于國內“儲蓄－投資”的差異。外部不平衡，實際是內部不平衡所致，解決經濟失衡，須從內部結構調整著手。
如果我們通過轉變財政儲蓄的投資為公共事業的支出，調整“儲蓄－投資”結構，降低“儲蓄－投資”差異，就能改善國內外經濟失衡的現狀。如果政府儲蓄投入國內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則將降低國內居民的“風險儲蓄”和“審慎儲蓄”，加大當期最終消費。
從理論上來說，如果企業和居民行為都能按經濟規律正常循環，調整“儲蓄－投資”的結構，縮小“儲蓄－投資”差異，最后會達到外貿平衡，進而達到國內“儲蓄＝投資”的經濟的“充分就業”的理想的整體平衡。如果貿易順差不斷減少，不斷向理想的貿易均衡狀態收斂，相應的外匯積累速度將明顯放緩。一般來說，在“儲蓄－投資”的差異和貿易順差降低的同時，消費會相應增長，促進更多依靠內需而不是外需推動經濟增長，推動投資增長和依賴外需增長的模式向消費增長模式的轉移。國際收支不平衡和國內外經濟失衡帶來的國際國內的矛盾，在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過程中會得到部分緩解。
其三，相應完善導致消費增長平緩的收入分配方式和社會保障體制。消費是經濟增長三大引擎之一，而消費增長與收入增長密切相關。收入分配有三個層次。第一次收入分配是工資；第二次收入分配是轉移支付；第三次收入分配來自社會的慈善捐助。我們的收入分配制度有很大改進空間。根據邊際收入傾向理論，低收入群體工資收入改善對消費增長的作用比較明顯。所以，針對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分配制度，包括低收入群體在內的社會保障體制的完善，應對促進消費增長有非常實質性的作用。
第二個方面，對自然條件的投入，改變環境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如能保持自然生態平衡，風調雨順，減少自然災害帶來的防范和恢復的成本，人和自然的和諧就帶來經濟的和諧。我們的自然生態環境已為“不顧一切”的高增長付出了巨大代價。如果從現在起能夠逐漸恢復自然生態，或者減少進一步破壞，從長期來說也會增加對經濟發展的貢獻。
第三個方面，技術進步，包括技術效率的提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通常人們容易把“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狹義地理解為“技術進步”，事實上，技術進步是其中的一部分。技術進步提高生產率推動經濟增長是被理論和實踐都證明了的。現階段，如果我們能在能源使用的效率上有較大的技術突破，提升能源的使用效率，同時大力開發可再生能源，短期內可以緩解能源短缺的瓶頸，長期可以解決能源限制這一經濟增長的最大約束條件。
很顯然，“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帶來的經濟增長，應是與經濟潛在增長率相適應的增長，是有質量的增長，是能保持投入產出基本平衡的增長，和諧的增長。從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出發，我們就不必過分擔心經濟增長得太“快”，也不必過分擔心國內外經濟失衡。如果我們堅持制度性改革，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一定能像改革初期那樣靠制度進步的“紅利”，實現新層次上的“低投入高增長”的經濟增長模式。
我們熱切期待中國經濟實現由“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帶來的平穩的經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