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春意鬧。五千多名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在惠風和暢的三月齊聚北京，肩負人民重托，為國家發展和民生改善積極建言獻策。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增強和國際地位提高，具體的民生問題顯得日益重要。在人民網近日有關兩會熱點的調查中，社會保障就成為高居網民們關注度第一位的問題。社會熱點就是委員和代表們建言的焦點，據媒體報道，農工黨提交的《關于“十二五”期間加快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發展的建議》被列為今年全國政協“一號提案”。
　　改革開放30年來，市場經濟體制在我國逐步建立，勞動者已成為參與市場資源配置的一個要素。原有計劃經濟體系下勞動者與“單位”之間的關系被重塑，城市中“從搖籃到墳墓”式的保障體系隨之被打破，農村則由于農民與土地之間的關系日益松散，大量農村人口成為新產業工人，填補原社保空白的問題變得日益緊迫。由于市場競爭不可避免造成收入和財富分化，根據現代公平正義原則重構社會保障體系不僅直接關系到企業改革能否順利推進、社會和諧能否得到保證、民生幸福有無著落，而且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內在要求，直接決定著市場經濟體制能否最終建成。事實上，早在1993年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社會保障體制就與微觀層面的企業改革、市場體系建設和宏觀層面的調控一起，并列為市場經濟體制框架的四大組成部分。
　　然而，處于轉軌期的中國社保體系的建立并非一帆風順，各個部分的推進速度并不均衡，用“破碎化”來形容當前的社保體系并不為過。這種破碎化體現為三大分割：城鄉分割、身份分割和地區分割。
　　城鄉分割主要體現為城鄉居民社保待遇差距較大、農村地區社保覆蓋率不高、城鄉之間社保銜接不順。這種分割狀態違背了公平原則，固化了城鄉二元結構，直接阻礙了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的轉變，拖慢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農工黨的提案直指這種分割狀態，提出了許多具體的建議，顯然有助于制定相關配套政策，推動農村社保水平的提高，并為最終實現城鄉社保一體化奠定基礎。
　　然而，在上述三大分割中，最突出的問題可能不是城鄉分割和地區分割，而是身份分割。這是因為城鄉分割和地區分割盡管也有一定的政策性或體制性原因，但主要還是由城鄉和地區經濟發展差距造成的。要消除這種分割，除了在社保政策上加大資金投入和制度創新，更多地要依靠城鄉和地區間經濟的均衡發展來實現。身份分割則不然，其成因和性質與城鄉和地區分割完全不同，其經濟上產生的后果也不同，故而解決辦法也應有所差異。
　　所謂的身份分割，通俗地說就是企業職工和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社保實行雙軌制。前者繳納社會保險費，建立個人賬戶，基本上實行“基金制”，以自己工作期間的儲蓄為退休后的生活開支融資。后者不繳納社會保險費，不建立個人賬戶，退體金完全由財政支付，實行財政學上所謂的“現收現付制”。在兩種不同的融資方式背后，更為實質性的問題是兩套體系的保障水平相差過大，很多地區的差距甚至相隔二到三倍，一些企業的工程師退體待遇甚至不到機關勤雜工的一半。
　　這種保障體系分割和保障水平相差過大的現象造成的不公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和不滿，其本身也對經濟運行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其一，是人力資源在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之間的流動趨于單向化。由于企業工作付出較大、穩定性也相對較差，再加上退休后收入大幅低于機關事業單位，企業員工一旦有機會，大多愿意加入機關事業單位，相反，機關事業單位員工大多不愿意加入到企業，這里面既有工作期間和退體后的待遇差距問題，也有機關事業單位未建立個人賬戶，一旦進入企業工作會導致個人賬戶記錄不足，退體后保障更差的原因。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允許并鼓勵人員在私營部門和公共服務部門雙向流動，因為這會提高人力資源的配置效率，加大知識擴散，增益社會。雙向流動渠道的不暢，其損失是明顯的。
　　身份分割和雙軌制不僅造成橫向不公，扭曲了資源配置，同時還造成了代際之間的縱向不公，其后果甚至更為嚴重。據統計，全國機關事業單位離退休總費用由1990年的82億元上升到2005年的1828億元，16年間增加了21倍。隨著老齡化的來臨，下一代的人供養當前一代人的負擔還會迅速加大，而“現收現付制”與“基金制”相比，前者的負擔會更多地由下一代來承擔。如果不進行大幅度的改革，迅速增加的負擔有可能危及國家的長遠財政安全。
　　社會保障制度從19世紀的德國推廣以來已有100多年，社保建立的最初動機是公平，且始終以公平為最高原則。但中國多重分割的社保體系，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本應以促進社會公平為目標的社保制度變異成社會不公的來源。因此，以公平為指針消除社會體系分割，構建一體化的社保體系是一件再怎么強調也不為過的事。
　　要達致公平，除了積極推進農村社保體系建設，確保每一位公民享受社保權利之外，還應該逐步提高農民社保水平以及縮小地區社保差距。更緊迫且更容易辦到的是消除身份分割，此項改革面臨著相當有利的經濟環境，在經濟高速增長階段，通過限高提低較易完成改革任務，如任由利益掣肘，錯過最佳時機，一旦經濟成熟進入低速增長階段，改革成功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甚至會給全社會留下一個巨大的難題，某些國家和地區的教訓就是前車之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