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五年，如果經濟能夠順利轉型，切實提高增長質量和效益，中國年均7%經濟增速的福利效應一點也不會比9%的福利效應差。有鑒于此，中國既要積極提高勞動力、資本積累與全要素生產率，更要盡快啟動系統重要性領域的市場化改革以及構建高水準的公共服務體系，為資本尋找新的投資渠道和創造新的需求，最終實現政府職能由建設型向服務型轉變。
　　毋庸置疑，民眾對今年“兩會”的期待將不僅更具體，而且更為迫切。
　　從溫家寶總理日前第三次與網友在線交流的豐富內容來看，改善民生業已成中國這樣一個新興加轉軌的發展中大國最重要、最迫切的命題。包括溫總理在內的絕大多數國人沒有沉浸于中國經濟規模攀上世界第二的喜悅，而是對尚處于低位徘徊的民眾綜合福利水平憂心忡忡，因而更加關注的是普通市場主體能否真正分享到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和財富不斷積累的福利效應，也因此梳理出了政府在今年乃至今后幾年的施政要點和目標指引。
　　細數今日中國經濟領域面臨的主要棘手難題，無論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收入分配不公和就業難題，還是民怨日益集中且遭遇巨大改革阻力的高房價死結，乃至揮之難去的通脹魅影，從某種意義上說，都是長期以來經濟運行過程中諸多矛盾和沉疴的集中或者階段性表達。以億萬民眾高度關注且矛盾高度集中的高房價問題來看，其顯性的原因在于土地的稀缺性、供求關系緊張、投機炒作、市場秩序混亂，等等；進一步的原因，則是房地產定價機制的扭曲；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中國經濟未能戰略轉型從而導致經濟增長、民眾投資渠道以及政府財稅收入對房地產業的高度依賴。因此，高房價的治本之策，既需要讓房地產商身上流淌道德血液，需要政府早日建成3600萬套保障性住房，同樣離不開中央下定決心徹底整頓市場秩序，規制地方政府行為，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更需要通過相關改革破除某些地方政府和房地產商事實上的“串謀”，破除既得利益者在房地產領域愈來愈大的改革阻力。換言之，當市場失靈之后，政府作為“守夜人”和公共利益尤其是弱勢群體利益的維護者，理應承擔起秩序重建的重任。因為，即使是再強大的既得利益者，本身并不能綁架和抗拒政府的意志。
　　既然今日中國在經濟領域的諸多矛盾是長期以來經濟運行過程中諸多矛盾和沉疴的集中或者階段性表達，既然民眾將提高民生福祉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那么政府理應也完全可以在求解經濟難題、提升經濟增長的福利效應過程中展現出更高層級的責任感和能力。無疑，這給過去30年里主要承擔經濟建設職能的各級各地政府提出了自身改革的命題。
　　如果說，從1978年到1997年這二十年中，當市場主體發育不健全或者投資主體尚未完成制度性轉換時，政府作為最主要的投資主體扮演著經濟增長的主要領導者和推動者的角色是合乎中國經濟發展內在邏輯和國情的，而在大致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基本框架之后，在民間投資主體不僅有實力還更有意愿承擔起經濟和社會職能時，政府在本應競爭性的市場領域適時退出，不僅有必要而且顯得日漸迫切。然而，過去十幾年來，盡管轉變政府職能的改革呼聲不斷提高，但各地方政府依然把追求經濟增長指標作為施政的第一偏好。實際上，這是扭曲政府應有的服務職能而漠視經濟增長福利效應的短視行為。另一方面，當國家已經積累了相當的財力，初步具備了建立健全社保體系的基本物質條件之后，有序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著力解決收入分配領域的突出矛盾，改變可供民眾分配的最終財富較少以及民眾消費的產品高度市場化的格局，不僅是適應經濟轉型的應有之舉，也是破除制約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瓶頸的必不可少的配套制度改革。顯然，各地在這方面的表現尚難盡如人意。
　　筆者認為，未來五年，如果經濟能夠順利轉型，切實提高增長質量和效益，中國年均7%經濟增速的福利效應應該一點也不會比低效率的9%的福利效應差。有鑒于此，中國既要積極提高勞動力、資本積累與全要素生產率，更要盡快啟動系統重要性領域的市場化改革以及構建高水準的公共服務體系，以給資本尋找新的投資渠道和創造新的需求，最終實現政府職能由建設型向服務型轉變。
　　首先，隨著中國經濟既有增長動力的不斷減緩，我們必須尋求中等增速條件下的效率改進之道。筆者估計，未來三個五年規劃期間，中國年均經濟增速或有可能保持在7%、6.5%和6%。其實，以中國現有的經濟基數以及要素投入保障條件來看，能夠保持這樣水平的經濟增速已經相當不錯了。美、日等發達經濟體在經濟規模達到5萬億美元時，對經濟增速的期待也就在3.5%左右。中國之所以長期以來一直將8%左右的經濟增速視為增長紅線，既是現有政績考核體系約束之下的派生品，也是長期以來并不那么優化的經濟增長模式的低效率與宏觀經濟目標沖突的產物。有鑒于此，切實提高投資質量和資本積累的有效性，將經濟增長的重心轉到更多地依靠技術進步上來，以給資本尋找新的投資渠道和創造新的需求，就成為各級各地政府亟須補課的重要環節。
　　其次，以存量和增量財富為依托，以改善民生福利為目標指引，以打破既得利益對改革干擾為抓手，通過推進生產要素、收入分配等系統重要性領域的改革以及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構建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和多元化的公共產品服務體系。要真正實現財富積累由政府、企業和部分個人向廣大百姓尤其是弱勢群體的適當轉移，做到藏富于民，并輔之以高質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若如此，則我們就不僅能夠成功越過“中等收入陷阱”，實現民生福祉與經濟增長的同步提高，也可以充分展現“中國模式”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