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經濟政策在當代的經濟活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即便在極度推崇自由市場經濟的上世紀80到90年代，也沒有人能否定這一點。金融危機爆發以后，全球范圍內出現了一個新的思潮，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具體的經濟領域，人們再次質疑市場的作用，轉而強調政府及監管的作用。
　　我們必須肯定，在處理危機的關鍵時刻，政府政策的確發揮了市場所無法發揮的作用。但是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正像市場不是萬能的一樣，政府更不是萬能的。而實際上，政府持續不斷實施的各種經濟政策越來越陷入困境。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政策目標越來越復雜。在多數情況下，政府一定時期的政策目標是簡單的，要么是增長和就業，或者是通貨膨脹。但從自此次金融危機爆發到現在，很多政府和中央銀行面臨著多重的政策目標。一些國家同時面臨通貨膨脹和經濟進一步衰退的雙重風險，比如英國，去年第四季度GDP下降0.5%，但CPI按年計算已經達到4.0%；一些新興市場中國家，一方面希望刺激內需，一方面又擔心通貨膨脹。中國也面臨著類似的挑戰。如果進一步實施寬松刺激政策，通貨膨脹風險加劇；如果轉向緊縮，出口和就業壓力增加，同時短線熱錢可能進一步流入；全球范圍內，各國的政策協調難度就更大。當發達國家的寬松貨幣政策尚未見效的時候，一些增長較快的新興市場國家已經傾向于緊縮。
　　第二：許多在短期有效的經濟政策，很難重復實施或長時間持續。最典型的例子在美國。金融危機之后，一方面美國財政部大量發行國債，一方面美聯儲在市場上大量購買美國國債。這除了等同印鈔票之外，沒有任何意義。然而，多虧了美元是世界的儲備貨幣。就是說，除了美聯儲在購買美國國債之外，亞洲中央銀行，石油美元和全球的外匯儲備投資者也在購買。這種加速增長的美國國債并沒有實體經濟中財富的增加做支持，相反，它導致投資者現有的財富不斷稀釋。美國政府今天舉債，明天還債的方法將是通貨膨脹或者貨幣貶值。有話語權的國際投資者絕對不接受這樣的情況持續下去。
　　第三：后危機時代市場和政府的職能范圍如何定位。
　　哪些職能應該交還給市場？哪些職能應該有政府取代？這也是很多政府所面臨的新的問題。實際上，像美國這樣傳統上崇尚市場經濟的國家，對市場作用的基本認同仍然沒有改變。市場專業人員普遍認為政府應該盡早地退出。人們的分歧只是在于政府應該在哪些方面、在何種程度上實施監管？比如，對于對沖基金要不要進行監管？對于金融機構的杠桿化要不要實施限制和監管？等等。美國財政部已經賣掉了金融危機時入股的花旗銀行股份，因為花旗銀行不應該成為“國有股份制商業銀行”；美國財政也會賣掉目前持有的通用汽車的股份，因為汽車制造和銷售不應該成為美國政府的職責。
　　問題更大的是一些市場化改革尚未完成的國家，是應該進一步市場化改革，還是重新定位市場和政府的職能？這種從新定位會不會受到利益集團的影響？增加政府的職能會不會犧牲效率？擴大政府職能一定能規避未來的金融風險嗎？現實的情況是，政府政策已經面臨著困境，很多政府已經進退兩難，有時候甚至是一腳踩油門，一腳踩剎車。這種情況不斷重復，使得政策的效果越來越差，政策的副作用越來越大，政策實施的成本越來越高。
　　如果市場本身不能解決目前的問題，政府政策的效果也越來越有限，那么未來的發展或許有以下幾種可能：樂觀的結果是經濟理論出現重大的突破，發現新的解決目前困境的方法。歷史證明，在社會經濟面臨重大問題的時候，往往會激發理論的革命，凱恩斯理論解決了大蕭條，弗里德曼貨幣主義理論結束了高通脹，哈耶克自由主義理論使市場再次釋放出活力，經濟理論的再次突破會幫助擺脫目前的困境。悲觀的結果是經濟再次惡化下去，直到有經濟體、國家、或投資者以巨大的虧損買單結賬。而中國未來的出路，一定是進一步改革，特別是深化金融領域的市場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