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教育部在例行新聞通氣會上提出“我們希望大中城市的中職教育都能夠招收農民工隨遷子女入學”。教育部有關負責人指出，中等職業學校接收農民工子女入學，將是一種有益嘗試，為將來實現農民工子女在打工地升學奠定基礎。
事實上，為維護中職教育現有盤子計，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已對農民工子女入學開啟了一扇“小門”。譬如，北京已招了1萬人，上海招了6000人。
由于國家對應屆畢業生之外的全體農村戶籍、縣鎮非農戶口或城市家庭經濟困難的全日制中職學校學生每人每年發放1500元“國家助學金”，系對號入座發放，以及不少東部城市對本地戶籍中職學生發放數額不等的“地方助學金”，在現有財政補貼渠道及發放方式不變的條件下，如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將以何種方式招收農民工子女入讀中等職業學校，教育部并未明確。為避免引起地方之間的“利益計較”，農民工子女入讀東部城市中職學校，很可能以“借考”方式在打工地參加中考，以“借讀”身份入學就讀。
不可否認，此舉乃一石數鳥。但政策之所以松動，很大程度緣于大中城市戶籍的中職生源不斷萎縮、現有中職學校連年成批“倒閉”之殘酷事實。簡言之，補充中職生源，已成為維護東部中職教育發展的最重要抓手。鑒于中職畢業生是企業技工隊伍的第一來源，一旦東部城市的中等職業學校向農民工子女開放大門，若干年后，東部“技工荒”亦能得到一定緩解。
查2002年到2010年各年度“上海教育工作年報”的同類數據，可以歸納出3條耐人尋味的“曲線”。它們分別是投入及政策扶持量化曲線，歷年中職生源變化曲線，歷年中職學校數量變化曲線。篇幅所限，我們對后兩條“曲線”所披露事實作簡略分析和歸納：
2002年，上海各類中等職業技術學校在校生24.77萬人，學�？倲�215所。可到了2010年,中職在校生降至15.75萬人，學�？倲到抵�101所。在此要特別說明的有兩點：一是近年來上海中職學生總數和學校總數呈逐年雙降狀；二是同期政府對中職學校的財政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卻年年加碼。上海中職教育持續的“兩降一升”并非國內孤案，整個東部的大中城市狀況皆大同小異。
一面是中職教育存量資源利用率不斷下降，而投入持續增加（當然，增加投入乃必須），另一面是大量農民工子女渴望接受中職教育、將來能加入技工隊伍，卻因種種政策障礙處于“山陰不管，會稽不收”的尷尬境地。此情形長期未能改變，而東部企業“技工荒”卻逐年加劇，在經濟社會層面形成多輸局面。
暫不剖析形成這一難堪局面的內在機理，我們只想指出，這些年，由各級政府直接給力的惠民實事越做越多，可毋庸諱言的另一尷尬事實是，許多具體的民生事項得到改善，但民間的不滿和怨氣卻并未隨之消解，反倒有加劇之勢。常有官員就此感慨，表達不解，流露委屈。是�。∵@是為什么——容我們直言，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做好事也講究時機和火候——總的原則是宜早不宜遲、宜快不宜慢，宜一次性解決就不可拖泥帶水。順此思路，再分析東部城市向農民工子女開放中職教育一事，如果新世紀初或“十一五”期間，就照此設想實施，那么在東部中職教育資源得到充分利用、政府投入物有所值之外，更重要的好處是，東部城市企業的“技工荒”很可能早些年就已化解。
現實中，針對一系列民生糾結，政府出面“解結”的時機選擇，往往會慢上一拍甚至數拍。譬如今天國務院要開會研究調高個稅起征點，其實這件事遲早都得做，可有關部門卻患得患失，請出一幫學者專家連續幾年“彎彎繞”……現在可好，盡管調高起征點已指日可待，但老實說，已經錯過了“效果最大化”的時間窗口。且撇開各種大道理不講，大帽子不戴，光從做好事總要爭取留個好口碑計，務請政府做好事時務必遵循“三宜原則”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