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要較好地解決分配不公問題，要富裕人民群眾，重要的是要解放思想，即分析問題和思考辦法要從傳統的思維定式中解放出來。過去一提起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城鄉差距過大、地區發展不平衡等問題，思路總是在公有與私有、計劃與市場、政府與社會、公平與效率這樣一些關系上繞圈子，最后得出的方略和對策，要么意識形態味道太濃，原則性太強，在實踐中無法操作；要么沒有大的和綜合性的思路，在小范圍和局部點上做文章；要么被誤導，沒有認清關鍵性問題，沒有針對主要和重要的方面去解決問題。
首先，要從“公要多一些，私要少一些”的思維定式中解放出來。有學者，甚至輿論界也想當然地認為，在所有制結構上，公有經濟的成分多一些，社會就會公平一些；而私有經濟的成分多一些，社會分配就會不公平。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以我從數據入手對東亞與拉美的比較，對國內各地區之間的比較看：國外，越是國有經濟比重高和人民群眾創業不足的國家和地區，其基尼系數越高，收入分配越不公平；反之，基尼系數越低，收入分配越公平。國內，越是國有經濟比重高和人民群眾創業不足的省區，如貴州、甘肅等省，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基尼系數越高；越是創業活躍和個體私營經濟比重大的省區，如浙江、江蘇等地，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越小，基尼系數越低。
其次，要從“計劃要多一些，市場要少一些”的思維定式上解放出來。一些學者認為，是過分的市場經濟導致了社會分配的不公，因此，解決公平需要加大國家計劃籌集資源的力量，要用計劃的手段對財富進行再分配，進而實現分配的公平。這也是一種錯誤的看法。從國際比較看，曾經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蘇聯等國家，財富向權力階層分配和集中，不但沒有較多地創造財富，也沒有公平地分配財富。而從國內各地區的比較看，凡是市場經濟發展較為成熟的省區，如浙江江蘇等地，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小，基尼系數低；而凡是政府管理方式受計劃經濟體制影響較深、市場化程度不高的省區，如東北、西部等一些省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就大，基尼系數就高。
第三，要從“公平重一些，效率輕一些”的思維定式中解放出來。一些學者認為，在發展到一定階段時，解決收入分配公平問題，要放棄效率優先的指導思想，要偏重于公平。這絕對是錯誤的看法。我們不能犧牲效率去追求公平，一個不講求效率的社會，必將沒有公平分配財富的基礎。從下面的分析看，公平的基礎看，關鍵是加大勞動參與創造和參與分配GDP力量，增加中等收入人口，減少因失業而貧困的人口等等，這要從鼓勵創業，調整就業的產業結構，發展勞動密集型小企業等等入手。這些解決公平問題的重大的戰略舉措，成敗在于高度重視創業、企業、勞動和政府管理的效率，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去輕視效率。另外，公平比效率要重一些，如何重呢？如果是政府不鼓勵創業，不鼓勵人民群眾去辦企業，如果不鼓勵勞動者去努力尋找工作崗位和勤奮勞動，主要依靠國家去給予，結果會似拉美一樣，福利壓力很大，國家債臺高筑，金融體系脆弱，基尼系數反而居高不下。
第四，要從“片面認為公平主要由政府來調節，并且需要政府包”的思維定式中解放出來。一些專家認為，效率由市場來促進，實現公平主要依靠政府來調節和再分配。這種看法容易使政府不顧生產力發展水平、脫離財力實際去分配財富，而居民越來越依賴于政府來滿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忽視了社會自我動力促進公平的積極性。我認為，和諧社會的劃分可分為兩類：一種是積極的和諧社會。即公民都去積極地創業和創造，都去勤奮地工作，中等收入人口越來越多，因失業而貧困的人口越來越少，在此基礎上，政府對高收入人群進行征稅，對低收入人群進行補助，進而實現收入分配的公平。另一種是消極的和諧社會。公民去創業和創造的積極性不高，失業率很高，國家對企業和勤奮工作的人課以重稅，然后去補貼大量的不積極創業和創造的人群，這樣的社會，結果必將是創業和企業艱難、財政赤字巨大、債務高企，最終難以為繼。“拉美陷阱”的特征之一，就是政府不顧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顧國家財力可能，對選民過度承諾福利，最后由于財力不支，赤字過高，借債過多，導致財政金融和經濟動蕩和危機，使國民經濟跌入了1981―2000年長達20年的負增長和低速增長狀態。
簡言之，上述表面上看起來正確，其實是錯誤的一些理論和思維方式，如果不對其進行深入的分析，不對其反思，如果長期在上述定性的爭論上糾纏不休，如不是從經濟和社會的內在規律方面務實地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我們在“十二五”期間解決分配不公問題和富裕百姓的思路又會陷入傳統思維的怪圈之中，結果又會誤導解決問題的方向，貽誤幾年時機，可能使GDP居民分配比例下降趨勢不能被控制，并且使城鄉和居民間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地區間發展越來越不平衡，問題不僅得不到解決，還會越來越嚴重，導致社會越來越不穩定。
收入分配及財富分布差距的形成，是一個非常復雜的事情。通過科學和全面地討論，基本上搞清楚中國許多年來，形成收入分配問題原因的內在性和多方面性，對于我們對癥下藥，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有著重要的意義。有時，搞清問題的形成原因，比沒有搞清楚之前，就著手解決問題，顯得更為重要。
從理論和實踐上深入認識收入分配問題的形成原因，從經濟學方法看，需要從諸多的方面觀察：如需要就現代經濟學的要素投入與分配角度，從一個國家要素創造財富的結構與各種要素被利用程度的關系上考察；需要就產業經濟學的角度，從生產結構與就業結構之間的關系觀察；需要就發展經濟學的角度，從城鄉人口變動與城鄉創造分配財富的關系，以及農業非農業生產結構與就業及人口結構的關系上考察；需要就價值形成和時間經濟學角度，從財富的增值、積累和馬太效應等方面考察；需要就公共經濟學、福利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角度，從調節收入分配，防止收入分配漏損的方面考察。
因此，在理論和政策研究界，我們需要對過去分析收入分配問題原因的一些思維方式進行調整。一是要從收入分配問題的一元原因論，調整到綜合原因思路方面。如收入分配問題單純是由工資過低造成，或者由腐敗和灰色收入造成，或者由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不到位造成等等，都可能是片面的。比如，不擴大就業，僅提高工資，就會因企業用機器替代人力，而使失業增加；或者在不減少企業稅負的情況下，硬性增加工資，可能使一批企業倒閉，使失業勞動者增加，從而使收入分配問題趨于更加嚴重。再比如，如果僅從反腐敗和規范灰色收入入手解決收入分配不公，而剩余在農業中的大量的人口和勞動力，分配日益下降的農業增加值，反腐敗再嚴厲，也解決不了因結構失衡導致的城鄉收入分配差距問題。二是要用多學科綜合的經濟學方法，從淺層原因討論，到深層次的內在原因的分析。比如，淺層次認為收入分配就是一個政府再分配的問題，不鼓勵創業，不使勞動力充分利用，使勞動在創造財富的同時，分配財富，全部依靠政府來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將會形成一個無效率，并且福利成本很高的國家；只是往農村投入，但是，不將農村剩余和人口和勞動力轉移出來，相對過多的人口分配日益下降的農村和農業增加值，城鄉差距永遠也不會縮小；結構調整對改善收入分配非常重要，僅僅依靠發展容納就業越來越少的工業，而忽視能大量容納勞動力就業和獲得收入的服務業的發展，可能重工業、重資本、重大企業的經濟結構，本身就是導致收入分配不公的一個發展模式。
因此，從上述科學和綜合分析的造成收入分配的原因看，解決問題，需要從轉變發展方式，調整城鄉和產業結構，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和金融體制改革，建立工資協商機制，完善財富流動和分配的調節體系，打擊腐敗，規范收入秩序，防止財富的灰色收入流動和漏損等方面，綜合治理，才能從根本上抑制和解決中國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