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后，日本經濟迅速崛起，對美出口快速增加導致日美貿易順差不斷擴大。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初，美國針對日本實施了一系列旨在限制日本對美出口的措施，但日美貿易順差問題并未得到緩解。于是，美國將矛頭轉向金融領域，要求日本開放資本市場和日元升值。雙方通過一系列的談判，最終達成“廣場協議”。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及其相關問題研究”課題組
■課題總負責人：盧中原
■研究負責人：隆國強
張麗平
■李小忠 張麗平 執筆
（一）日本的崛起和對美貿易盈余的大量積累
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后期到７０年代初，日本在“科技興國”和“戰略興國”的號召下快速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日本經濟的騰飛對美國造成了很大的威脅。
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迅速提高，日美經濟摩擦涉及的領域逐漸擴大。從紡織品開始波及到鋼鐵、家用電器、電信產品、汽車及其零部件、半導體、農產品等幾乎所有重化工業品。７０年代末開始，美國要求日本在多個領域自動限制出口。然而，自動出口限制并沒有明顯改善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１９８３年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達到４６２億美元，已經接近美國貿易逆差總規模的４０％。
（二）美國經濟滯漲和美元升值
與此同時，美國國內經濟正經歷滯漲。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的第二次世界石油危機導致美國能源價格大幅度上升，美國經濟陷入了通貨膨脹，增長乏力。
為了重振經濟和緩解通貨膨脹，美國政府采取了緊縮性的貨幣政策。美聯儲連續三次提高利率，官方利率已經超過１０％，市場利率也一度達到２０％。高利率使得對美元的需求大幅增加，大量資本流入美國，美元的匯率開始飆升。從１９７９年底到１９８４年底，美元匯率上漲了約６０％。美元升值嚴重削弱了美國出口的國際競爭能力，美國的出口企業特別是制造業的出口受到了沉重的打擊。
在上述背景下，僅依靠日本的自動出口限制已不能扭轉美國貿易逆差，因此美國把矛頭轉向資本市場。此時，日本的金融體制還比較封閉，政府對資本市場管制嚴格。美國財政部和華爾街的金融家們因而建議里根政府，逼迫日本實施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的改革。
（一）“摩根報告”的推出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初期，美國政府各部門一致認為，必須在美元和日元匯率上采取必要的行動，以減少美國對日本的龐大貿易赤字。但真正促使美國國會和政府下決心采取行動的導火索是一份被稱為“摩根報告”的文件。該報告以《美元日元的矛盾——現存問題和解決方案》為主題，闡述了美國企業在國際競爭中面臨的困境，總結了當時美國對外經濟關系的三個特征：自１９８０年底以來美國的經常項目收支狀況迅速惡化；美元的市場行情尤其是對日元比價急速上升；美國對于美元行情并沒有采取積極的政策，導致了美國國內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急速下降。該報告提出了１１項解決對策，具體內容如下：
（１）兩國政府承認問題的存在，并發表愿意相互協助解決問題的共同聲明。
（２）美聯儲在公開市場上購入日元。
（３）日本政府將以美元支付的外匯準備金的一部分兌換成日元，金額與美聯儲在公開市場上購入的日元相等。
（４）為遏制外匯行情的暴漲暴跌，兩國要攜手進行干預。
（５）日本政府的海外貸款，到賬后要直接兌換成日元。
（６）日本要大幅提高用日元支付的進口貨物的比例，增加世界對日元的需求。
（７）日本實施的行政指導意見對新的《外匯管理法》形成了障礙，要予以廢除。
（８）廢除可能抑制日元需求的其他人為措施。日本應事先明確將要采取的特定步驟，具體為１）廢除存款、公司債、國債的利率管制；２）短期貸款、票據、債權回購、ＣＤ等短期金融商品的交易管制要予以廢除，擴大短期國債市場；３）廢除日元兌換管制；４）停止對外國投資者的盈利課稅；５）廢除面向歐洲的債權發行管制；６）日本政府要采取措施，建立面向國外投資者的期權自由交易市場。
（９）日本政府應將更多的節余用于住宅市場。
（１０）對于外匯儲備總額在１０００億美元以上、卻并不持有日元的國家的中央銀行，日美兩國要共同采取行動，鼓勵他們賣出美元，買入日元。
（１１）ＩＭＦ要總結目前的日元美元矛盾，提出整改方案。
在上述措施中，最重要的是第八項，其核心是迫使日本實現“金融自由化，日元國際化”，從而徹底“清除抑制日元需求的人為因素”。在美國政府看來，如果日本開放其金融與資本市場的話，日元資產的魅力就會增加，日元也就會隨之升值。
（二）日美領導人共同聲明的發布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日美領導人發表了共同聲明，明文規定了推行日本金融市場自由化和日元國際化的措施。其中包括廢除了期貨的實需原則、廢除了指定會社制度、放寬了定期存單（ＣＤ）的發行條件以及放寬歐洲日元債券的發行條件等，具體內容如下：１９８４年４月１日，廢除外匯期貨交易的實需原則；為打開用外幣結算的公債的發行通道，向下一期國會提出相關法案；考慮建立日本票據市場；從１９８４年１月１日開始，努力將定期的發行單位由現在的５億日元降為３億日元；從１９８４年４月１日開始，努力擴大單一銀行的定期發行額度；從１９８４年４月１日開始，對本國人放松歐洲日元債券的發行指導；對外國人持有的歐洲債權的收益預付稅款，充分考慮適度原則。
雖然美國的要求并沒有得到全部滿足，但日本已做出了相當大的讓步。此外，日本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如要求美國解決日本企業在美國的雙重納稅問題，要求美國在削減財政赤字上拿出更實際的行動，等等。但是，與日本方面的各項措施都設定了具體實踐和措施相比，美國對以上問題僅停留在形式上的努力。
（三）日元美元委員會六次工作會議
日本政府非常重視美國的金融改革建議，因而與美國共同設立了一個日美間日元美元委員會，推動日本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國際化。日元美元委員會在１９８４年先后召開了六次工作會議，于當年５月３０日達成報告書。該報告書分為六章，以美國方面所關心的事項為主，主要包括金融資本市場的自由化、外國金融機構對日本金融資本市場的參與、歐洲日元的投資和銀行市場的發展以及直接投資等四個方面內容。
日元美元委員會報告書對日本而言就是“黑船到來”。盡管日本按美國的限制對本國的金融資本市場進行了很大的改革，但效果卻不理想。到１９８５年２月，美元依然處在高位，并且美國的貿易赤字依然在擴大。
（四）廣場協議的形成
１９８５年伊始，美國對日政策隨著新財長的上任而發生轉變，主張通過政策干預的方式來調整日元美元匯率，并一再給日本施壓。這種基調促使廣場協議在很短的時間內就進入了籌備階段。９月２２日，美、英、德、法、日五國財長會議在紐約廣場飯店召開，達成了三點共識：變強勢美元為弱勢美元；對經常項目的收支不平衡進行政策干預；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具體目標是通過市場干預把１美元兌換２４２日元下降到１美元兌換２００日元左右。在政策干預資金方面，最終協商決定，美國和日本各負擔３０％，德國負擔２５％，法國負擔１０％，英國負擔５％。
“廣場協議”的簽署揭開了日元升值的序幕，美國通過“廣場協議”與參會諸國聯合干預外匯市場，穩步有序地推動美元對日元的貶值，旨在打擊自己的最大債權國。（上）
日元升值鼓勵了日本人在全世界的資本輸出熱潮。據統計，從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９１年，日本海外投資總額高達４０００億美元，成為當時全球最大的對外直接投資國。與此同時，日元升值導致日本出口受挫，大量過剩資本流向非生產領域和海外市場。統計顯示，從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０年間，日本企業累計完成２１起５００億日元以上的海外并購案，其中有１８起是針對美國公司的。美國社會為此反響十分激烈。對于日本人的收購狂潮，一些美國報刊稱其“經濟珍珠港”，有的則哀嘆美國“引人注目的資產全都被日本購買去了”。然而，“泡沫經濟”破滅使美國成為最后贏家。日本經濟也隨之進入長達１０年的衰退期，日本人稱其為“失去的１０年”，而日本也不再是經濟上對美國威脅最大的國家。對此，日本各界不斷進行反思。
（一）日本國內政治、經濟條件使日本喪失談判的主導權
１．政治上缺乏獨立性
從歷史上看，日本有與強國結盟的習慣。１９５１年簽訂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標志著日美同盟正式形成。日本作為二戰的戰敗國，與美國結盟符合國家的軍事和政治需求。由于一直未擺脫對美在政治和軍事上的依附關系，日本在貨幣談判過程中缺乏獨立性。雖然，日本方面認為是美國的高利率導致了美元升值，美國要求日元升值并不合理，而美元對所有貨幣的貶值才是解決問題的途徑，但還是在美國的壓力下，開始開放金融市場，推動日元國際化。
２．經濟上過度依賴美國
日元升值給日本經濟帶來災難性后果，日本國內也對美國為什么能夠這樣反復地操弄日本經濟進行了反思。有日本學者認為，日美經濟關系是相互依存的，但二者的不對稱性不能忽視。從宏觀上看，日本經濟對美國的依存度比美國經濟對日本的依存度要高，因此美國可以用國內貿易保護主義的呼聲對日本頻頻施壓。１９８５年日本經濟對美國的依存度達到５．１５％，而在美國的ＧＤＰ中，最終滿足日本需求的部分即“對日依存度”僅為０．６１％，前者是后者的８．４倍。即使在廣場協議以后，１９９０年日元大幅升值，兩國經濟相互對對方的依存度方面，日本仍是美國的３．５倍，日本經濟對美國的依存度仍高達３．１８％。盡管美元貶值后美國對日本的出口有所增加，但是美國經濟對日本的依存度仍停留在０．９％。
從微觀角度看，日本主要產業（企業）高度依賴美國市場。以１９９０年為例，汽車行業對美依存度為１９．１％，電器、電子行業是１４．９％，電子通訊行業是１２．９％，其他儀器行業是１２．３％，其他機電產品行業為１０．０％。日本經濟對美經濟的這種非對稱性依存，使日本喪失了談判中的部分主導權。
（二）美國對日本實力增強的戒備之心
盡管日美共同利益依舊存在，但是隨著日本經濟實力快速增強，并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美國對日本的芥蒂自然而生。正如英國《經濟學家》（１９９６年２月３日）所言，美國人深信日本人有試圖稱霸世界的秘密策略，對日本巨大的貿易順差抱有特殊的警惕性。在上世紀８０年代，日美之間貿易摩擦朝著激化的方向發展，美國人對日本的信賴度、好感度不斷下降。民主政體借助于媒體向日方施壓成為了政治家的不二選擇。
美國政府習慣性地給國民一種在首腦會談中采取“強硬”立場的感覺，借助媒體對日本進行精神戰和宣傳戰。美國記者曾說，“雖然美國政府還是一如既往地渙散不堪，但是他們在對日本的情報戰上卻顯示出前所未有的團結。”美國政府通過媒體發表傾向性的言論（把日本拒之門外），誘導日元升值，散布對日本經濟制裁的“各種可能性”，煽動日本的不安全感，企圖在經濟談判中獲得更大的主動權。
（三）“廣場協議”后的經濟政策失誤
１．擴張性財政政策催生經濟泡沫
從上世紀７０年代開始，日本經濟已經不再高速增長，而是以穩定的增長率緩慢增長。到了８０年代初，日本國內需求趨于穩定，企業擴大規模的動力不足，自有資本不斷積累。到１９８５年，日本企業自有資本已經比生產設備投資多出１．２兆日元，日本國內出現社會資金過剩的情況，經濟增長也暫時失去了方向。而此時，如果徹底放松管制，實施結構改革，促進民間的商業活動，則金融的擴張可以給企業帶來新的利潤增長。但日本在應對減少貿易順差的過程中，限制國外資金的流入，拒絕開放國內市場，反而實行貨幣政策改革，推動金融自由化，并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來制造國內需求。由于缺乏有效的、深層次的結構改革，因此只是通過股市、樓市制造了虛假繁榮。
２．擴張性貨幣政策催長經濟泡沫
日本政府為了避免所持有的大量美國資產貶值，同時為了防止匯率過度升值和給國內企業造成過度緊縮，即使在經濟已明顯復蘇后，政府依然把利率維持在很低的水平，在實體經濟貨幣需求不足的情況下，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只能為社會增加更多的投機資金，促使經濟泡沫進一步擴大。
３．金融機構監管滯后催長經濟泡沫
日本的金融自由化缺乏必要的微觀主體改革和宏觀的監管措施配合，而主要停留在放松管制上。在日美貨幣談判過程中，日本在美國的壓力下放開外匯交易管制，逐步推動大額存單利率的自由化，放松了國內的利率管制，導致了不受限制的銀行存款的比例大幅提高，從１９８５年底的１５％增加到１９９０年底的６５．６％。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使間接融資加速轉變為直接融資，融資成本上升，資產運用收益下降，但資產擴張導致總利潤增加；另一方面，財政重建減少國債規模，使銀行失去了一個重要的投資對象，進一步壓縮了金融機構的收益空間，加劇了金融機構間的放貸競爭，從而使得金融機構轉向風險收益更高的領域。１９８６年開始，金融機構壓縮對企業的貸款，并開始把大量的資金投入到不動產領域。監管缺失下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快速發展，這些金融機構的資金爭相涌入投機性比較大的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加速了泡沫的擴大。同時，由于金融自由化政策，日本企業得到了投資金融行業的機會，于是許多企業開始從實業轉向信托基金等金融性投資。而當時歐洲日元債券市場管制的放松，使得金融機構和企業擴大了融資渠道，把以低成本在歐洲融入的資金投資到國內，進一步增加了不動產和股票市場的投機性。
可見，當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時，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容易引發經濟泡沫。金融自由化后的監管缺位又致使日本經濟泡沫被迅速放大，宏觀經濟運行風險積累、爆發在所難免。
目前，中國正面臨與當年日美貨幣談判時期相似的情況。中國保有大量的對美貿易順差，美國國內經濟陷入嚴重衰退，美國不斷向中國施加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但也應看到，中國與日本具有明顯的不同之處。
首先，與日本相比，我國在政治和軍事上擁有絕對的獨立自主權，具有保持政策獨立性的基礎。
其次，我國國內市場規模迅速擴大，進一步增強了經濟發展的自主性。
第三，我國大量出口的背后是眾多的外資企業，包括美資企業，可從中美貿易逆差中獲利。而日本對美國出口的產品中，多數由日本國內企業生產，美國企業并沒有從中獲利。通過國際分工和直接投資，中美之間已經形成了很強的產業互補性。過分強調人民幣升值，將大大損害在華美資企業的利益。
可見，盡管美國不斷向我國施加人民幣升值壓力，但我們有條件有能力避免陷入被迫升值的境地。但是，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人民幣升值的內在需求將不斷提高。人民幣升值完全符合市場發展的方向。人民幣在升值問題上應避免如同日元那樣，因短時期內大幅度調整帶來失控局面。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我國應爭取在華外資企業的理解和支持，為人民幣漸進升值創造良好的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