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較長時間跨度上展望未來，現在突出強調改善收入分配格局還有助于遏制利益集團孳生與成長壯大。利益集團綁架國家政權，扼殺平等公正，使國家從興盛走向衰落，使后發國家喪失“趕超”希望……縱覽歷史，這樣的案例不勝枚舉；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正是節制利益集團勢力的治本之道。
我們一次又一次看到，發展中國家國內產業因國內收入分配嚴重失衡、市場太小而無法取得規模效益，在開放市場的競爭中難以立足；即使主政者有心保護國內市場、為本土產業創造發展空間，但是掌握了絕大部分財富、并因此在政治和輿論上勢力強大的高收入群體也有能力扼殺這類政策，以滿足自己對外國時尚、高檔、優質消費品的消費需求。一般而言，適度的本幣貶值能兼顧促進出口和抑制進口雙重目標，對本國經濟增長有正面作用，因此，自主性較強的國家往往訴諸本幣貶值手段以刺激本國經濟，國際收支壓力較大、對出口產業依賴性較高的國家此種動機更強，經濟危機也常常會強化各國本幣貶值動機，以至于1930年代大危機時期形成了各國競相實施“匯率傾銷”的全面貨幣戰；美國次貸危機演變成全球性金融經濟危機后，“貨幣戰爭”一詞也一炮而紅，風靡世界。然而，就是這樣一件公認為有利于本國經濟的政策工具，1968年的秘魯政府和1971年的加納政府實施未久，自身便宣告垮臺。之所以如此，原因是這兩個國家政治經濟精英群體日常生活消費高度依賴于進口消費品，本幣貶值政策雖然有利于國民經濟整體，卻導致進口消費品價格上漲，損害了這些群體的短期狹隘利益，他們便運用自己的政治經濟影響力顛覆了政府。
更進一步，這樣一個收入分配嚴重不平等的國家政府注定缺乏行動能力，財政動員能力虛弱；因為這個小小的高收入群體有能力制定和推行片面有利于自己的財稅制度，而其他普通居民又無法提供足夠的財政收入，而一個財政動員能力虛弱的國家無法有效應對各類經濟和社會沖擊，本土現代產業的發展環境因此進一步惡化。面對外敵入侵，這樣一個國家也注定無力招架，因為敲骨吸髓的剝削者不僅不可能有效動員起被剝奪壓榨的大眾，反而往往唯恐被剝削的大眾在反抗外敵入侵的過程中組織起來而奪取政治經濟權利。晚清和舊日的中華民國便是這般景象，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也是如此，即使許多一度爆紅的發展中國家也不例外，如20世紀初的阿根廷，二戰后初期的菲律賓……須知1910年至1930年間的阿根廷發展程度比加拿大還好，二戰后初期的菲律賓曾經是東亞人均收入最高的國家，當時的中國和日本只能瞠乎其后。
即使是在引領世界的大國，尾大不掉的利益集團也會扼殺公正和發展的希望。昔日的世界帝國西班牙就是這樣沒落的，今天的美利堅“帝國”同樣面臨這樣的風險。次貸危機和由此發展而來的全球性金融經濟危機充分暴露了美國金融體制的深層次問題，但致力于推動金融改革的奧巴馬卻因開罪了華爾街利益集團而付出了重大政治代價。2010年9月上旬，奧巴馬在一次演講中說：“很長時間以來，一些勢力強大的利益集團一直主導著華盛頓的議事日程，他們談論我的時候就像在談一條狗一樣。”在該年年末的中期選舉中，奧巴馬果然慘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