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終于就建立衡量全球經濟失衡指標達成共識。盡管僅四頁的公報缺乏更多細節，且各成員國間分歧依舊，但各方通過妥協，同意通過國際多邊合作縮小經濟失衡程度之意圖明顯。
　　G20巴黎峰會所選取的一攬子衡量經濟失衡指標包括財政赤字、政府債務、儲蓄率、私人債務、國際收支等，既有衡量內部失衡的指標，也有衡量外部失衡的指標。在各國對界定失衡指標達成脆弱共識之后，接下來法國將牽頭量化這些指標，并在IMF配合下于今年年底發布首個成員國失衡評估結果報告。
　　是次巴黎峰會能“求同存異”地達成部分共識，顯然要比僅僅發布一篇套話式的公報更富建設性。然而，指望這種簡單化的全球經濟失衡分析框架能在復雜環境中找到各國之間的合作，無疑帶有明顯的自負心態。
　　全球經濟失衡本身十分復雜，難以單純通過指標羅列出來。財政赤字和債務、儲蓄率和債務等指標只是描述各國經濟失衡的可能結果而非原因，且全球失衡本身是一種互動關聯的關系，指望單純設定一套指標來治愈經濟失衡既不可能，也不可為。顯然，東道國法國通過指標化、程式化的方式來解決如此復雜的問題，更多地帶有法國“理性建構主義”哲學的色彩。這是之前G20倫敦峰會和首爾峰會期間，法國總統薩科齊販賣其重塑國際貨幣體系、國際金融監管體系一系列努力的延續。
　　全球經濟失衡與貨幣超發問題有所類似。究竟何種程度的貨幣發行量才可稱為貨幣超發，目前根本無法給出確切答案。在信用經濟狀態下，基礎貨幣的非常規發行只是通脹的必要條件，非常規的基礎貨幣發行量最終演變成通脹，還需一系列條件配合。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聯儲投放的基礎貨幣規模是巨大的，但美國廣義貨幣供應量并沒出現類似中國近年來信貸井噴之狀，美國金融市場至今未能有效走出流動性黑洞。此外，離岸美元也未出現流動性泛濫，國際貿易融資截至目前也未恢復到危機前水平，顯然，當前即便存在國際資本跨境流動風險，其風險也并不高。
　　當前國際市場狀況說明，用簡單化的一套指標描述當前國際資本流動狀況都相當困難，更不用說要權衡全球經濟失衡這一更為復雜的問題。我們很難相信，通過失衡量化指標能對各國產生制約性的效果。一國赤字和負債若高到令市場驚恐（如歐豬五國），市場自然會抬高其風險溢價，評級機構的降級等也會牽制該國在國際市場融資，抬高其融資成本、降低其財政赤字累積水平。同樣，市場也存在調整私人部門儲蓄率和負債的機制。
　　當前巴黎峰會達成的量化全球經濟失衡指標，其框架本身缺乏相應的約束機制，而且相比IMF、世界銀行以及聯合國，G20的權威和影響力更遜一籌。提高G20峰會之協調合作能力，必然使G20峰會的決議對所有國家產生道德和信用約束力。但縱觀歷史，由主權國家構成的國際社會，國際組織很難構建出一套類似于主權國家的法律和制度體系，強化對各國政府的約束。遠的不說，僅以1971年12月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西方十國達成的新國際貨幣制度協定之史密森協定和1980年代廣場協議、盧浮宮協議為例，就可以發現這些多邊協議最終確立，來自于各國在市場自覺演繹下的“消極主動”。
　　可見，眼下對全球失衡設計定量化指標框架，更多地是法國希望借助今年G20主席國地位，扭轉其在國際事務中正被邊緣化的地位，為薩科齊提供難得的賺取全球眼球之機會。
　　要矯正全球經濟失衡，當前除了強化G20峰會的對話成效外，應更多地借助市場之機制，而不應通過構造替代市場的國際組合和制度框架來達到目的。正如制度經濟學家諾斯所指出的，經濟學尚未積累足夠知識來把握完整的經濟變遷過程。因此，與其自負地尋找制度構造物來矯正全球經濟失衡，不如充分地表達出對市場的敬畏，從而避免不應有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