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央行年內再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表明央行的緊縮性貨幣政策并沒有因為1月份CPI數據低于市場預期而有所調整。迄今，央行采取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加息和央票的正回購等緊縮性政策措施，目標是要遏制當前通脹上升的較大壓力。但問題是央行主動性采取緊縮性政策措施，必然會引起未來經濟增長放緩，如何把握宏觀調控的“度”難度不小。相比之下，選擇人民幣有序升值的匯率政策，可以實現遏制通脹壓力與減輕經濟增長放緩之間的動態平衡，或許是一個理智的選擇。
　　之所以這么講，是因為專注于調節國內需求的緊縮性政策措施，對經濟增長放緩的影響較大。例如，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央票的正回購操作都是旨在收縮目前銀行體系內的過剩流動性，結果是勢必會減少貨幣供應，降低經濟中的貨幣需求。另外，上調利率會對投資形成較大的波動，降低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的顯著拉動效應，如投資需求對2010年GDP增長的貢獻率為54.8%，拉動GDP增長5.6個百分點。據此分析，實施緊縮性政策措施，將透過降低貨幣需求和投資需求等，引起未來經濟增長放緩，扭轉目前物價上漲趨勢或緩解當前通脹壓力。從這個角度來看，奉行緊縮性政策措施，仍不失為當前積極應對通脹壓力的有效方法之一。
　　但問題的另一面是，實施緊縮性政策措施很可能會引起國內需求下降幅度較大的不確定性風險。因為，如果流動性收縮幅度較大、利率上升幅度過快，不僅會引起投資需求的下降，而且還可能引起消費需求的萎縮，最終導致國內需求的意外下降，使得經濟增長難以擺脫對出口增長的過度依賴。這提醒我們，如何把握緊縮性政策措施的“度”至關重要，即在實現遏制通脹目標的同時，又要極力避免調控政策用力太過或太猛而引起未來中國經濟的“大起大落”。
　　反觀優先實施有序升值的匯率政策的部分政策效果，適度加快人民幣的有序升值速度，尤其是明確升值預期，從理論上可以降低貿易順差規模，緩解熱錢流入的壓力，達到收縮銀行體系內過剩流動性的調控目標，減輕因流動性過剩引發物價上漲或通脹上升的較大壓力。因為，貿易順差導致了外匯占款激增，外匯占款又“擠占”了基礎貨幣的投放渠道，最終成為導致中國經濟體內流動性過剩的重要原因之一，結果是將不斷抵消央行實施收縮性政策措施的已有效果。
　　特別是由于目前中國的通脹壓力帶有明顯的輸入性通脹特征，隨著目前農產品、國際油價等大宗商品價格的持續上漲，輸入性通脹壓力對中國的影響程度可能還會增大。在這種市場背景下，如果人民幣的升值幅度能更靈活一點，從理論上可以降低進口產品的價格與成本，減輕輸入性通脹對當前中國物價上漲的較大壓力。
　　上述分析表明，由于實施緊縮性政策措施更具有主動性特征，盡管其治理通脹的效果可能會更快、更顯著一些，但如果宏觀調控的“度”掌控不好，對內需收縮的影響將更大。相反，實施人民幣有序升值的匯率政策，對抑制外需增長可能會產生一定的不利影響，但可以減輕對內需波動的干擾與影響，消除外部因素制約或影響央行實施緊縮性政策措施的調控效果，特別是人民幣的有序升值本身會產生類似緊縮性政策措施的調控效果，對經濟增長也具有一定的收縮影響。
　　鑒于人民幣有序升值的匯率政策既能起到遏制通脹壓力的顯著效應，又不會對未來經濟增長放緩造成較大的負面影響，以筆者之見，未來央行治理通脹壓力的政策選擇順序與組合應當是——以緊縮性政策措施配合人民幣有序升值的匯率政策，充分和優先發揮匯率政策在治理通脹與降溫經濟之間的協調、平衡作用。通過這樣的政策組合，既可以達到通脹治理目標，又可以避免未來經濟增長可能出現過度放緩。
　　當然，堅持人民幣有序升值的匯率政策，必須“以我為主”，不必屈服于外在壓力，同時要看到匯率調整對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正面影響。可見，對央行來講，優先選擇人民幣有序升值的匯率政策，或許是當前治理通脹的次優選擇。現在，是到了發揮匯率政策在當前宏觀調控中顯著作用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