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頒布實施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存在諸多滯后之處，已經不能充分應對市場變化，從對新近出現的“百度競價排名”、“蒙牛伊利陷害門”等幾起不正當競爭事件的束手無策可以看出，故對《反不正當競爭法》進行大修的呼聲一直很高。最近，媒體報道稱國家工商總局完成了《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稿，并已上報國務院法制辦。考慮到實踐中普遍反映的問題，《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修改應考慮解決如下的問題：

規制“百度競價排名”等行為

　　2010年出現的幾起不正當競爭事件，如史三八美容醫院告伊美爾醫院，百度一案中出現的通過競價排名擠占知名企業的經濟利益，還有360將百度工具欄標注為“惡評軟件”從而誘導用戶刪除，無不反映進入信息時代后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花樣不斷翻新。如墨守成規，將不正當競爭行為限制在《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章列舉的11種類型之內，無疑會使該法無力應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創新”。
　　《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條規定：“經營者在市場交易中，應當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誠實信用的原則，遵守公認的商業道德。”許多學者認為該條系一般性條款，應當通過解釋該條使《反不正當競爭法》與時俱進。
　　對此，司法機關已行之在先，最高人民法院曾要求各地法院依照《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原則規定，對沒有具體規定予以禁止的行為，如果確屬違反誠信或公認的商業道德、商業慣例并且有損害事實，不制止不足以維護公平競爭秩序時，予以制止。期待此次修訂能夠將這一做法通過立法予以確認。

行政、司法二元解釋的體系可予明確

　　在通過解釋一般性條款對新型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認定的時候，為了防止任意性執法遏制競爭動力和創新意識，許多國家都只將這一解釋權授予少數權威機關，如德國的聯邦最高法院、臺灣地區的“公平交易委員會”。
　　在我國現行《反不正當競爭法》實施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二元解釋體系：對于行政執法方面，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曾宣稱自己享有行政解釋權，其行政解釋屬于有權解釋；對于民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已經通過司法解釋昭示了自己的權力，同時，各級法院也在審理不正當競爭案件的個案中實際行使了這一權力。期待在新的《反不正當競爭法》條文中，對認定新類型不正當競爭行為的主體應予規定，并將實踐中行之有效的二元解釋體系予以明確。

強化對消費者權益和社會公眾利益的保護

　　現行《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的不正當競爭，是指經營者違反本法規定，損害其他經營者的合法權益，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的行為。”誠然，不正當競爭損害了其他經營者的合法權益，侵奪了其他經營者的交易機會。但是，卻不限于這些，還可能侵害消費者的權益和社會公眾利益。
　　如在百度與360糾紛中，許多用戶的利益被殃及，其被誘導刪除自己習慣使用的軟件。鄭州晚報、鄭州電視臺連續刊播要求市民收看特別節目的信息，結果屆時所觀看的“特別節目”，僅是一個15分鐘的酒廣告專題片。目前各國立法均將反不正當競爭法從單純地保護經營者權益轉而趨向保護消費者權益、社會公眾利益上，期待著本次修改能夠與這一趨勢相契合。
　　《反不正當競爭法》應當關注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由于通常情況下消費者的利益是被間接損害的，而消費者又往往是眾多且分散的，所以對消費者利益的保護渠道主要是通過行政執法部門的執法行為。如工商部門開展整治藥品回扣違法行為專項行動，從而使得藥品市場競爭秩序得以規范，使患者用上質優價廉的藥品。
　　但是，僅僅如此是不夠的，消費者期待能夠得到更多的救濟渠道，更有力度的規則保護其利益，尤其是當其利益被直接損害時。例如，消費者在受到不正當競爭行為損害時，有權提起訴訟，主張停止不正當競爭行為、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可借鑒《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四十九條雙倍返還的相關規定，加大對消費者的賠償力度。

“九龍治水”的執法現象亟待解決

　　現行《反不正當競爭法》實施過程中，許多部門都借法律規定的監督檢查權對抗工商部門對行業內的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監督檢查，如保監會即專門發函明確了保監會對保險業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監管職責。此外，在政府及其所屬部門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時，現行法律將處罰的權力給予同級機關和上級機關，而未賦予工商部門。
　　從立法初衷上來講，上述立法存在著正當理由——行業主管部門從專業性上來說更加專業，經驗更豐富，能夠結合行業特點對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判斷、處罰。但是，執法權的分割也會導致“九龍治水”現象發生，削弱了執法力度。此外，也可能產生行業主管部門為了本行業的利益罔顧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公眾利益的弊端。因此，各界要求改變這一現狀，統一執法權的呼聲很高，我們期待著立法部門能夠予以積極回應。

“蒙牛伊利陷害門”背后的推手如何規制

　　現行《反不正當競爭法》將被規制的行為主體限制在經營者，而在經濟生活中，實施不正當競爭的行為卻不限于經營者。與17年前不同，目前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已經不再表現為經營者單槍匹馬，而更多地體現在協同作戰，受益的經營者甚至不露面。
　　如在蒙牛伊利陷害門中，蒙牛堅稱對伊利進行陷害是部分員工個人行為。可以想見，幕后受益者隱藏得會越來越深，而在前臺活躍的可能是網絡水軍、新聞媒體、廣告商、自稱權威的機構，甚至是政府機關。有鑒于此，反不正當競爭法有必要追究輔助行為人責任。

“重行輕民”的立法傾向應予以改變

　　對于規范競爭秩序而言，行政執法與民事訴訟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但現行《反不正當競爭法》明顯存在重行輕民的立法傾向，其立法主要目的是為行政執法提供指導。如第四章“法律責任”共有十三條，十二條均圍繞行政執法，僅有一條涉及民事責任。
　　為了應對司法實踐中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通過司法解釋的方式完善民事責任制度，并鼓勵各級法院進行探索。此次修訂中，應將司法實踐中諸多行之有效的規則進行整理、歸納，上升到法律層面。
　　經過現行《反不正當競爭法》17年的經驗積累和實踐探索，修改后的法律能夠終結屢屢出現的江湖混戰的局面，形成積極、規范、有序的競爭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