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帶來沖擊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各國都在醞釀產業結構的調整，而在此調整過程中，新興產業的發展越來越得到各國政府的重視，中國在去年晚些時候提出要發展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那么，新興產業在全球是怎樣的發展趨勢？中國在新興產業發展上存在哪些瓶頸？需要哪些創新？帶著這些問題，近日，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研究部部長馮飛。
中國經濟時報：你認為，金融危機對于世界經濟有什么樣的影響？從產業結構角度來講，對新興產業意味著什么？
馮飛：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我用三句話來概括：一是低速增長，二是結構調整，三是制度重構。
這輪調整對新興產業發展來講是個重要機遇。“新興產業”這個詞并不是中國現在所獨有的，國外講的是新興產業和技術，歐盟用的詞叫使能產業，這個產業的發展能帶動整個結構的調整。從政府的政策來看，美國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份出臺制造業復興政策框架，提出了六大新興產業，包括我們現在所確定的，像可再生能源、電動汽車、生物技術、納米技術等六大新興產業。
日本在２０１０年的６月份對外宣布２０２０新增長戰略，提出了三個重點發展領域，其中還包括健康產業。歐盟在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份出臺了２０２０智慧可持續協調增長的戰略，提出了五大新興產業的發展。由此可以看出，目前全球正醞釀著新一輪產業革命和科技革命。
中國經濟時報：你認為，中國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有何基礎？
馮飛：中國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是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世界范圍內孕育新一輪產業革命和科技革命的背景下進行的。我覺得，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中國面臨著幾個瓶頸：第一個就是自主創新能力不足。
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在技術創新方面有三特點：一、根本性創新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創新特質。和成熟產業相比，更體現在創新的程度上，表現在根本性創新上，而不是像成熟產業以漸進性創新為主的特點。成熟產業的漸進性創新現在看，有創新邊際收益遞減、創新成本提高等等問題。
二、創新的頻度和破壞性創新、顛覆性創新，從產業周期來看一般是三個階段，起步階段、成長階段、成熟階段。戰略性新興產業目前所處在起步階段。起步階段的特點是創新的頻度和破壞性創新，所謂破壞性創新就是一個創新成果的出現對一個剛剛誕生不久的所謂新技術就是一種顛覆性的創新。
三、從世界上來看，新興產業技術創新都是長期的技術積累成果隨之產業化。比如像電動汽車，電動汽車的誕生時間比傳統汽油車的誕生時間還早，現在新能源汽車的發展、新型動力電池的發展是近五年的時間，隨著動力電池的技術突破而發展起來的。金融危機之后，我們剛剛得到的一個新名詞叫物聯網，這個概念是１９９８年麻省理工學院提出來的，到現在長達十幾年的時間。
從這些特點來看，不是因為金融危機才使得這些技術出現，而是金融危機加速新技術的產業化。第三次信息大浪潮迎來了以物聯網為特征的產業化，對中國而言，前兩次都是跟隨式的，目前處在有可能是同發的位置上。但是我們認為，自主創新能力還不足，中國所確立的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當中，發展最快的是新能源，我們一年的風電裝機、新增裝機世界第一，全球太陽能光伏４０％的生產能力在中國。但是從技術的角度來看，基本上還處在引進技術、消化吸收向自主創新的過渡時期。因此在產業界，對新能源產業發展有爭論，覺得是不是太快了。
中國經濟時報：你怎么看待這個“快”與“慢”的關系？
馮飛：針對“快”與“慢”我提出幾點：
第一，如果新能源的發展能夠與創新能力積累相結合，能夠與成本的下降相結合，“快”是好事，我認為新能源發展應該轉到兩個結合上。
第二，市場化初期帶來的瓶頸問題，這些戰略性新興產業在需求方面有三個困境。其一是相當一部分利益在供給和需求的關系上，是供給創造需求。第二個特點，新興的產品和服務成本偏高，特別是在一些領域當中它是替代傳統產品，經濟成本高的弱勢比較明顯，比如新能源汽車對傳統汽車的替代，新能源對化石能源的替代等等，都存在成本偏高的問題。第三，基礎設施的不完善，使得潛在的市場需求比較難以轉化為現實的需求，比如像新能源汽車的充電設施不完善，會制約需求潛力的釋放。
第三個瓶頸，是體制、機制不完善帶來的瓶頸。
技術創新往往引發體制、機制的重大變革，不僅中國如此，全球都是如此。互聯網的發展帶來電信監管體制的重大變革。目前，我們的體制和機制障礙上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一般性和普遍性的體制、機制問題。比如在準入問題上、產業組織、知識產權保護、科技與經濟結合、科技成果轉換的問題上，這些普遍性的問題對新興產業培育和發展過程中受到的制約程度更大。第二類是針對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領域存在的特殊性的體制、機制問題，比如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發展需要解決三網融合問題；生物制藥要解決的是藥物審批制度、醫保目錄等等問題；新能源汽車要解決的是準入問題。
中國經濟時報：對于這些瓶頸問題，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呢？
馮飛：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上，我們要高度重視三個創新。一是技術創新的問題；二是商業模式的創新；三是體制、機制的創新。
也就是說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需要有系統的思路加以推進。強調“系統性”，不是單一方面的改革，通過系統性的改革和政策設計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二是強調“新”，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要有新的思路、新的方式來加以推進。具體的內容在技術創新方面，除了現有的政策，我們還呼吁兩個技術上的創新政策，其一，創新聯盟中國的企業創新能力偏弱，和國際大鱷等跨國公司不可相比。國際上，創新聯盟是推動重大創新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方式。聯盟當中，我們還要注意切實聯盟而不是名存實亡，聯盟機制上要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同時強調聯盟的開放性特別是將民營高技術企業吸引到聯盟中；其二，創新政策注意向需求側傾斜。我們很多創新政策主要還是在供給側，政府資源主要支持科研機構、院校和企業等供給側，而需求側的創新激勵政策是不足的，或者是對此沒有足夠的認識，需求側的政策對于解決供給側難以做到公平的問題，我認為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措施。我們往往是有心插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如果再沒有需求創新政策，我想對于一些沒有納入供給側的機構和企業有比較大的問題。
再有是商業模式的創新問題，比如現在物聯網發展中最大的挑戰是商業模式的創新，不能靠簡單的政府示范來支撐產業發展，這樣是不具有可持續性的。如何鼓勵商業模式的創新非常重要，而且要把這個問題提到政府政策的高度，而不僅僅是企業層面的問題。在政府政策的問題上，鼓勵商業模式創新最重要的是采取更加寬松的準入政策。
第三，體制、機制的創新問題。我個人的看法，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和體制、機制創新結合起來，把這些新的領域作為體制改革、制度創新的試驗田。借助新興產業發展來加速推動相關領域的改革非常關鍵，體制和機制的創新比政府直接投資的支持還要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