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后國內市場上出現的伊拉克蜜棗，是政府動用外匯進口，以每斤5元人民幣之價出售的。那時5塊錢差不多是城鎮職工平均月薪的十分之一，屬于高價。可以敞開供應，不需要任何票證。類似還有20元錢一斤的奶糖，以及更貴的精美點心。這里有一些大背景：第一，“大躍進”后，國家財政連續四年出現虧空；第二，以當時的辦法，由人民銀行多印了六七十億票子彌補財政赤字；第三，由于農業和輕工業減產，國家掌握的商品少，發出的票子多，結果物價上漲，市場供應緊張。在此背景下，國家政府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
“搞了幾種高價商品，一下子收回六十億元，市場物價就穩定了”。
以今天國民經濟規模看，60億元人民幣的事，不過小菜一碟。但當年全部流通中的貨幣也不過130億元，伊拉克蜜棗、糖果點心等高價食品，就“一下子回收了”年度貨幣流通量的一小半。
更值得今天借鑒的，是對付通脹也要講價格機制。歸根到底，通貨膨脹是流通中的貨幣太多，短期應對之道，惟有把過量的票子收回，才能做到物價穩定。這里價格機制的含義，是供求定價、隨行就市，政府既不刻意限價，也不人為限量。反正以當時的市場形勢，只要能買到食品，就算價格貴些，對一些居民來說也比啥也買不到強。市場有人問津，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國家“一下子收回”了過量貨幣，穩住了物價。
而放開價格的伊拉克蜜棗、高級糖果這些商品，并不是每個居民家庭非消費不可的必需品。這類商品低收入家庭無力光顧，價格再高也“殺”不到他們頭上。能出價、肯出價的，收入水平一般不低。由此看出，當年的決策也有收入分配的考慮。這里的啟發是，通貨膨脹是一道稅。既然是稅，抽誰不抽誰的，大有講究。誰多買，誰就多交了通脹稅。打的愿打、挨的愿挨，是經濟學上“帕累托改善”的理想境界。
今天情況大不相同，市場規模、貨幣規模及流通中超量貨幣的規模，絕非50年前的中國可以想象。在通脹當頭、民怨四起的情況下，“價格全放開”就更沒有現實的可能性。退而求其次，政府只干預部分商品和市場的價格和交易，而對其他商品和市場交易，則取開放的態度。那么，究竟選哪些商品和市場開放，才能兼顧資源配置與收入分配，收到治理通脹的較好效果呢？
我的首選，還是進口消費品。阿里巴巴的網商們把境外代購的生意做得風生水起，回頭理解，還是市場中人對國內外商品的比價變動更敏感。當商人們發現，一件又一件境外的商品之價明顯便宜過國內的時候，他們往國內市場“倒”這些商品的“宏觀合理性”，就變得不容置疑。
不是說“刺激內需”嗎？擴大消費品進口刺激的正是國內消費。不是說“提高居民收入”嗎？讓居民買得境外物美價廉之物，那名義薪資就是不漲，人們實際收入也會增加。不是說“控制物價總水平的過快上漲”嗎？進口商品吸收國內沒著沒落的“純購買力”，恰有利于抑制通脹。會“沖擊國內市場”嗎？實際情況是可喜不可懼。舉一個例子，放手“洋奶粉”進口，那些疑似三聚氰胺的產品，不要政府發文也會從商場里下架的！
（本文摘編自其個人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