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剛過，東部沿海地區的招工難現象已凸顯出來。為緩解招工難，東部沿海省市各級政府和企業主動出擊，前往中西部地區招兵買馬。據報道，2月14日上午，寧波外經貿企業赴廣元專場招聘會在四川廣元火熱舉行，共推出5000多個崗位。另有消息說，今年以來，近千個外省企業來昆明招工，這個數字是去年的十倍。
　　面對用工荒，許多人認為這是企業長期實行低工資政策造成的惡果。因此，提高工資標準，提高福利待遇，成了破解用工荒的不二法門。我們也欣喜地看到，為了招到工人，不少企業開出優厚待遇。不過，值得深思的是，用工荒并不是今年的新鮮事。好幾年前，廣東、浙江等沿海發達省份就輪番出現過招工難現象。與此同時，企業也曾屢屢打出提高工資待遇的旗幟，到處招兵買馬。但是，幾年下來，農民工的待遇并沒有得到明顯的改善，而招工則更見困難了。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呈現出梯度發展格局，東部沿海地區率先沐浴改革春風，啟動經濟發展的車輪。這些地區的勞動力流動經歷了兩個階段：一是當地農民工進城，填補工業經濟所需要的勞動力缺口；二是當沿海省份經濟總量進一步增加后，本地區的勞動力難以滿足更大的需求，于是出現了勞動力的省際流動，中西部勞動力紛紛流向東部沿海省份，出現了持續超過20年的“孔雀東南飛”現象。
　　主導上述兩個階段的勞動力流動的主要因素就是“收入替代”。所謂“收入替代”，不僅包含較高的工資收入水平，而且包含了勞動者的選擇性價值判斷。即在絕對低水平的收入狀態下，人們偏向于迅即提高的工資收入等眼前利益。改革初期，新興的工業經濟具有較好的贏利前景，能支付較農業回報為高的收入。因此，為了改善生活待遇，許多農民棄農進城。本地農民進城加入務工行列以及中西部地區的農民不遠千里外出打工，都說明了“收入替代”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但是，收入，尤其是工資收入，只是農民打工回報的一部分。作為受工業文明、城市文明長期熏陶的農民工，經過二十多年的洗禮，他們逐漸接受了許多新觀念，有了更高更多的要求，工資收入在打工回報中的估值下降了。他們非常清楚，除了工資收入之外，他們生活在異地，要面臨許多無奈與困苦：工資之外的隱性福利、生老病死等社會保障以及他們后代的權益等，是眼前的工資所無法包攬的。
　　事實上，作為一個就業者，其勞動報酬是結構性的，既包括短期的工資性收入，也有隱性的福利補貼，還有長期性、終生性的職業培訓、失業保險、醫療保障、養老保障等。但是，由于農民工一開始就是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與形象介入傳統的用工體系的，與他們有關的勞動報酬制度設計并沒有與通行的制度接軌，而是交由獨特的機制來厘定——這樣的機制表面上是公開公平的市場競爭，但實質上是有缺陷的臨時性制度安排。后來這種安排由臨時性固化為長久性制度安排，于是，就形成了勞動報酬的“雙軌制”。結果，出現了我們看到的農民工工資收入的長期性低廉與報酬性權益受損的窘況。
　　因此，在現有制度安排下，要提高農民工的勞動待遇，光靠大幅度提高工資收入既不可能，也缺乏堅實的制度基礎。工資報酬與企業效益直接相關，大幅提高工資將增加企業負擔，令企業不堪重負，阻礙企業的發展。而非工資性報酬中的大部分由社會承擔，對企業的直接影響不大，但對提高農民工的福利非同小可。這部分的欠缺，實際上體現了社會其他成員對農民工權益的侵占與剝削。因此，圍繞農民工的權益保障，進行系統性的制度調整與改革，用“制度替代”代替“收入替代”是提高農民工勞動待遇、解決用工荒的根本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