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工資增長機制，不僅要考慮工資增長與GDP與CPI掛鉤，更要考慮到工資增長與勞動生產率和企業利潤掛鉤。也就是說，應將企業的微觀因素納入其中。這樣才有可能找到最優路徑。
努力提高廣大勞動者的工資水平，讓城鄉居民最大限度地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是“十二五”時期的一項重大任務。在這一點上，無論是理論界還是決策層基本上是沒有什么異議的。但對于如何提高工資，如何找到最優的實現工資增長路徑，則是見仁見智。事實上，設計好工資增長的最優路徑，保證勞動者的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同步，不但能夠最大限度地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還能有力推動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
從目前的情況看，盡快提高勞動者的工資水平顯然是一件十分必要而且緊迫的事情。從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來看，勞動者的收入增長水平與政府收入和企業收入相比，還是低許多。
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總收入21033元，比上年增長11.5%。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增長11.3%，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8%左右。而在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總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增長10.7%，如果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只增長了7.4%。
與此同時，政府收入繼續大幅增加，財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財政收入達到83080億元，比上年增長21.3%。企業的利潤也得到了迅速地增長。去年1-11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38828億元，同比增長49.4%，。在39個大類行業中，有38個行業利潤同比增長。
由此可見，勞動者工資增長速度大大落后于政府收入與企業利潤的增速，這表明在整個國民收入的大蛋糕中，居民分配狀況仍沒有得到改善。因此，盡快提高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就成為當務之急。目前，各方關于如何保證工資增長的觀點大致有以下幾種。
一是將工資增長與GDP增速掛鉤。這種觀點認為，如果將工資增長與GDP增速掛鉤的話，就能保證工資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此外，這種做法可能帶來另一個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能有效抑制地方GDP數據造假的沖動。因為如果GDP數據的水分越高，勞動者的工資水平也就水漲船高，這勢必首先遭到企業主的強烈反對。
然而，從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史來看，除了極個別年份外（比如1997年和1998年），我國職工的平均工資增長速度在絕大部分時間里都比GDP增長率要高。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的十余年中，職工平均工資的增長速度均在10%以上。這就說明，那種認為工資水平趕不上經濟增長率的看法是有失偏頗的。
二是工資增長與物價增長掛鉤。在通脹問題日益突出的今天，這種觀點也十分流行。毫無疑問，通貨膨脹是影響勞動者實際工資水平的重要因素。但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30多年來，我國平均實際工資（即扣除了通貨膨脹因素后的平均工資）指數全都是正數。也就是說，我國職工平均工資的增長速度幾乎每年都超過了當年物價指數的上漲幅度。
就以剛剛過去的2010年為例，我國職工工資增長率為10.7%，而全年物價上漲指數只有3.3%，工資增長速度幾乎是物價上漲速度的3倍多。因此，那種認為工資上漲趕不上物價上漲的觀點同樣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三是工資增長與勞動生產率掛鉤。按照經典的經濟學理論，通貨膨脹率取決于工資增長率與勞動生產率的比較。也就是說，如果工資增長率超過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才會形成工資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從我國的情況看，雖然我國的工資水平有了較快的增長，但和勞動生產率相比，制造業工人的勞動報酬卻大大落后。有研究表明，2000年至2007年，制造業勞動生產率增長了3.2倍，而同期勞動報酬僅增長92%左右。
如果我們將平均勞動生產率（即GDP總量與勞動力數量的比率）與勞動者平均工資增長率相比較，也可以看出這種趨勢。1980年，我國的平均勞動生產率是1073.1元/人，2010年，平均勞動生產率已經達到50000元/人左右，30年增長了差不多47倍。而1980年，我國職工的平均工資為762元，30年之后已經超過了3萬，增長了40倍左右。這也說明職工工資的增長要比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要慢不少。
四是工資增長應與企業利潤掛鉤。在我國，企業按照所有制可以分為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先看國有企業，根據統計，去年全年，國有企業累計實現營業總收入303253.7億元，同比增長31.1%；國有企業累計實現利潤19870.6億元，同比增長37.9%。但和迅猛增長的企業利潤相比，國企職工的工資增長不到20%。
非國有企業的狀況就更不理想。在大多數的年份里，國企職工的工資增長都比非國企職工的工資增長要快，在資本強勢的情況下，非國企職工所得與企業利潤相比比重不斷下降。事實上，由于生產技術水平不高、企業競爭力不強，利潤率普遍比較低下成為大多數非國企的主要特征。
以加工制造業為例，根據商務部的一項統計，目前很多中國出口商品的利潤率都不到2%。在如此微薄的利潤面前，許多非公企業不但缺乏給工人漲工資的動力和能力，還不得不依靠壓低工人工資或拖欠工資來擴大利潤空間。不僅如此，許多非國企的市場風險承受能力弱，經常面臨著停產倒閉的命運。去年底，民建中央發布的一項專題調研報告顯示，中國中小企業目前平均壽命僅3.7年。相比之下，美國企業的平均壽命為8.2年，德國500家優秀中小企業中甚至有1/4都存活了100年以上。
以上分析顯示，當前我國的工資增長呈現出“兩高兩低”的格局，即工資增長高于GDP和CPI指數的增長，但要低于勞動生產率和企業利潤的增長�！皟筛摺爆F象的存在意味著，我國職工工資的增長其實一直是超過了經濟增長與物價上漲的速度的。那么，將工資增長與GDP增長和CPI漲幅掛鉤究竟應該怎么“掛鉤”？特別是，如果GDP增長出現大起大落、
CPI出現負增長的情況下，這時候工資增長怎么辦？“兩低”現象則表明，在收入分配中，勞動者沒有得到應有的正當報酬，這也是當前“資本強勢、勞動弱勢”的一個典型特征。無論是國企還是非國企，資本所有者都獲得了豐厚的回報，而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增長相對滯后。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建立工資增長機制，不僅要考慮工資增長與GDP與CPI掛鉤，更要考慮到工資增長與勞動生產率與企業利潤掛鉤。也就是說，建立工資增長機制，既要將宏觀經濟因素納入考慮范圍，也應將企業的微觀因素納入其中，兩者缺一不可。
加大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是解決政府與居民之間分配不均的必要途徑。政府的轉移支付具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但長期以來，我國政府轉移支付的力度和規模都不大。根據2010年的財政預算，中央財政用在與人民群眾生活直接相關的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保障性住房、文化方面的民生支出安排合計8077.82億元，大約只占財政總收入的10%左右。而西方國家這一比例大都在30%以上。由于現行的統計將保障性收入和福利性收入均計入工資總額中，因此政府轉移支付力度的增強實質上就能提高居民的收入總額。
除此以外，建立工資增長機制，還有以下幾個問題必須認真考慮。
其一，不能簡單地以最低工資調整代替工資增長機制改革。目前，各地對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均有較高的熱情。但也存在著兩方面的問題。
一方面是最低工資標準調整仍處于較低的水平。在國際上通用的最低工資法則是，最低工資占人均GDP的比重和最低工資占月平均工資的比重一般為40%～60%。目前最低工資占人均GDP比重的世界平均值為58%。最低工資占月平均工資比重的世界平均值為50%。僅從這個標準看，我國大部分地方的最低工資均未達此標準。
另一方面則是以最低工資標準代替工資增長機制的改革。其實，最低工資制度只解決了低層次勞動力的工資保障問題，絕大多數勞動者的工資增長問題并未觸及。只有進行綜合的工資增長機制改革，才能保障全體勞動者工資長期穩定地增長。
其二，工資增長機制必須在堅持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前提下進行。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具體的實踐告訴我們，工資增長往往具有較強的“剛性”，也就是說，工資往往只能漲不能跌。漲工資容易，但降工資卻很難，有時甚至會激化勞資矛盾，危害社會的穩定。這就要求在保持工資適度增長的同時，要采取多種措施包括財政金融措施，給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減稅，以及降低這些企業的資金成本，提高他們的盈利能力，增強這些企業提高勞動者工資的空間和積極性。
其三，將確保非公經濟勞動者的工資增長作為重心。從工資決定機制方面來看，我國的工資決定機制也可以分為非市場化工資（比如公務員等）、半市場化工資（比如壟斷性國企）和市場化工資（主要是非國有企業）。
一般來說，在目前的體制性，非市場化工資和半市場性工資的增長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內部人控制”現象，有著較強的工資和福利增長的動力。事實上，在一些國有企業特別是壟斷國企中，工資與福利超速增長的情況十分嚴重。換句話說，即使沒有收入增長政策方面的硬性規定，這些企業提高內部員工工資福利待遇的沖動本身就十分強烈。
但非公經濟如何漲工資卻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在非公經濟中，勞動者的報酬主要是由企業的經營效益所主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要想使非公經濟中的勞動者工資水平有所提高，必須為非公經濟的發展營造良好的環境。因此，要提高非公經濟部門勞動者的收入水平，改善他們的經營狀況才是治本之策。
一方面必須努力營造良好的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采取多種辦法如大力減免稅收、提供優惠貸款等政策扶持措施，使非公經濟的發展有更大的市場空間和更多的盈利渠道。同時通過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等法律措施，保障非公經濟勞動者的基本權益。
另一方面,非公企業雇主也應該深刻認識到,靠壓低工人工資并非是市場競爭的最佳選擇。效率工資理論就認為,勞動者的工資與效率緊密聯系，低工資將導致低效率和勞資沖突,而提高員工工資和福利反而能取得勞動總成本最小、利潤最大的效果。
還值得提醒的是，提高非公經濟中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切不可通過強制性的行政措施硬性規定企業的工資增長幅度，特別是不能將工資的強制性增長當作地方政績來炫耀。因為這種做法不但短視，更可能導致企業經營困難乃至企業倒閉、員工失業這樣適得其反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