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歷新年過后，又將迎來上半年的美國匯率報告和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對人民幣匯率無休止的糾纏，并且美國財長蓋特納還將在G20會議和IMF會議上繼續推銷其“經常項目順差占GDP的比重不高于4%”的所謂促進全球再平衡的可量化宏觀監管指標。我們預計，這一指標最終可能被IMF所接納。
　　客觀來說，全球再平衡需要以美國為首的貿易逆差國和以中國、中東、德國等為代表的順差國的共同努力才能實現。如果說蓋特納提出的經常項目不高于4%的指標主要指向順差國家的順差縮減的話，那么，作為其對應版本和作為中國接受4%約束的對等條件，我國似乎也有必要提出一個敦促逆差國家努力壓縮逆差的監管指標。
　　根據宏觀恒等式，對外逆差不過是內部過度消費的反應，在福利水平普遍較高的西方經濟中，這種內部的過度消費相當大一部分是由政府高財政赤字所承攬了。根據公認的經驗上穩健的財政標準，一國的凈債務率不應超過GDP的60%；即便是稍有放寬，恐怕也不應超過70%。英國在2010年凈債務率首次由2009年的62.1%上升至75.1%，便誘發了金融市場劇烈動蕩。
　　根據數據，2010年G7國家平均的凈債務率為79.2%，已較較為正常的2009年的71.9%顯著上升；其中，2010年日本為115.0%，意大利為117.0%，英國為75.1%，法國為72.9%，美國為66.8%，德國為76.2%，加拿大為31.3%。根據IMF的預測，到2011年，G7國家的平均凈債務率將進一步上升到83.7%，而且在2014年之前無望下降；其中，除加拿大之外的所有國家都將上升到70%以上，美國也將上升到72.3%。
　　鑒于此，無論是從經濟理論邏輯的角度，還是從保證我國外匯資產安全性的角度，還是從求得國際金融市場穩定的角度，作為對“蓋特納指標”的回應，我國都應該明確向IMF提出對全球主要國家的凈債務率進行監管的倡議，將作為通過“蓋特納指標”的對等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