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部長謝旭人稱，財政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總體上應相適應，但財政收入增長與GDP增長在數量上并不是一一對應關系，兩者不完全同步是正常的，中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人均財力水平在國際上仍處于偏低水平。
　　GDP增速較快，而內涵不足靠投資、出口拉動，公眾受惠不夠，本身已經廣受爭議。而相比GDP的高增長，財政收入增速更快，這自然更遭公眾不滿。財政收入高增長的背后，是國民稅賦負擔過高，而社會福利和保障欠缺。從民眾的真實感受上說，所謂的經濟高增長、財稅高增長，惠及民生的似乎嚴重不夠。
　　與之對應的是，居民平均工資統計數字為每年10%以上的高速增長，而實際情況卻是，大部分民眾收入低位徘徊，增長過慢卻一如既往。所以，財政部表示中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依舊處于國際較低水平，公眾的感受必然是五味雜陳。這樣的數據，脫離民眾實際感受，毫無實際意義，而且傷害公眾感情。
　　伴隨GDP、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的同時，公民收入也應同步增長，并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但收入分配方案出臺一再推遲，公眾的殷切期望之情愈發強烈。一項牽涉幾乎所有家庭、單位、企業的利益分配改革，輕易出臺顯然是不切實際的。于是《關于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據傳屢次被退回，還需要修改。
　　中國的基尼系數已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矛盾越來越凸顯。雖然中央陸續出臺系列措施，以減輕分配差距的壓力，包括免除農業稅，建立最低工資制度和低保制度，加強勞動執法力度和區域均衡發展……這些措施對于緩解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化，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不過收入分配拉大的趨勢并未得到遏制，收入分配改革仍未真正破題。可見，居民收入增長迫切性非常之高，遠超政府收入增長的迫切程度。
　　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固然重要，但共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將所有人納入發展進程，分享公平正義將成為這一發展概念的核心。不言而喻，當下中國非常迫切地需要這樣的包容性的增長。
　　事實上，共享式發展本身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共和國題中應有之義。無論是經濟上，還是社會民生，以及各項政治權利，執政者都應樹立這樣的理念。不僅如此，經濟的增長得以長期保持，社會的穩定可以持續，也必須考慮公眾是否能分享到發展成果。從這個角度看，包容性增長，關系社會秩序和國家的長治久安，重大政治意義不可小覷。
　　意識到這一點并不難，關鍵在于要讓各級官員和社會強勢階層認同，并在具體的施政中切實體現這一點。要讓包容性增長成為社會各個群體的共識，首先必須推進各項改革，轉變政績考核方式，約束和控制各級官員簡單的經濟增長沖動。必須逐步廢除各項不合理的制度，切實保障公眾的各項權利，而這就必然呼喚一場深刻的制度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