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部長謝旭人稱,財政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總體上應相適應,但財政收入增長與GDP增長在數量上并不是一一對應關系,兩者不完全同步是正常的,中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人均財力水平在國際上仍處于偏低水平。 GDP增速較快,而內涵不足靠投資、出口拉動,公眾受惠不夠,本身已經廣受爭議。而相比GDP的高增長,財政收入增速更快,這自然更遭公眾不滿。財政收入高增長的背后,是國民稅賦負擔過高,而社會福利和保障欠缺。從民眾的真實感受上說,所謂的經濟高增長、財稅高增長,惠及民生的似乎嚴重不夠。 與之對應的是,居民平均工資統計數字為每年10%以上的高速增長,而實際情況卻是,大部分民眾收入低位徘徊,增長過慢卻一如既往。所以,財政部表示中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依舊處于國際較低水平,公眾的感受必然是五味雜陳。這樣的數據,脫離民眾實際感受,毫無實際意義,而且傷害公眾感情。 伴隨GDP、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的同時,公民收入也應同步增長,并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但收入分配方案出臺一再推遲,公眾的殷切期望之情愈發強烈。一項牽涉幾乎所有家庭、單位、企業的利益分配改革,輕易出臺顯然是不切實際的。于是《關于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據傳屢次被退回,還需要修改。 中國的基尼系數已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矛盾越來越凸顯。雖然中央陸續出臺系列措施,以減輕分配差距的壓力,包括免除農業稅,建立最低工資制度和低保制度,加強勞動執法力度和區域均衡發展……這些措施對于緩解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化,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不過收入分配拉大的趨勢并未得到遏制,收入分配改革仍未真正破題。可見,居民收入增長迫切性非常之高,遠超政府收入增長的迫切程度。 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固然重要,但共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將所有人納入發展進程,分享公平正義將成為這一發展概念的核心。不言而喻,當下中國非常迫切地需要這樣的包容性的增長。 事實上,共享式發展本身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共和國題中應有之義。無論是經濟上,還是社會民生,以及各項政治權利,執政者都應樹立這樣的理念。不僅如此,經濟的增長得以長期保持,社會的穩定可以持續,也必須考慮公眾是否能分享到發展成果。從這個角度看,包容性增長,關系社會秩序和國家的長治久安,重大政治意義不可小覷。 意識到這一點并不難,關鍵在于要讓各級官員和社會強勢階層認同,并在具體的施政中切實體現這一點。要讓包容性增長成為社會各個群體的共識,首先必須推進各項改革,轉變政績考核方式,約束和控制各級官員簡單的經濟增長沖動。必須逐步廢除各項不合理的制度,切實保障公眾的各項權利,而這就必然呼喚一場深刻的制度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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