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國經濟發展中有一個帶有規律性的現象：工業化進入中期階段之后，服務業快速發展，以制造業為主的經濟結構逐步向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轉變。學者們一般將一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越過50%視為進入服務經濟發展階段，這個過程被稱為經濟結構服務化。目前，我國許多地方政府將“十二五”時期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目標確定為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到50%。順應經濟發展趨勢，積極推進經濟結構服務化，成為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的一個重要課題。
經濟結構服務化，在本質上是資本、勞動力和技術等生產要素從農業、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的過程。學者們認為，在這個過程中，服務業首先伴隨著制造業的發展而發展，其中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支持著制造業產品的生產、加工和銷售。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帶來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由此產生的消費需求又促進生活性服務業加快發展。當服務業的市場容量達到一定規模之后，就形成分工深化、自我增強的發展機制，為制造業、農業注入更為高級、高效的生產性服務要素。有學者將這個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自然增長階段，處于工業化初期。服務業適應制造業的發展而發展，其表現為：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出來，進入制造業和服務業就業；服務業中批發零售、住宿餐飲、金融服務呈現較快發展態勢；城市化進程啟動。其中，制造業發展對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的需求較大，對金融服務的需求逐漸增加；城市化帶來批發零售業的增長。在這一階段，服務業處于興起階段，規模相對較小。
第二階段是蓄勢增長階段，處于工業化中期。制造業發展遇到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的約束，不得不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如更新和升級換代技術裝備來節約使用勞動力。在這一階段，服務業不斷吸收制造業轉移出來的勞動力，規模和范圍迅速擴張，其中物流、房地產、科技研發、商務服務等服務業發展迅速。同時，城市化加速發展。
第三階段是內生增長階段，處于工業化后期。服務業從制造業、農業吸收大量轉移勞動力，達到一定的規模和范圍，并憑借人力資本和知識密集型的生產要素投入，形成集聚發展、內生增長的格局。相應地，城市化深入發展，城市功能進一步升級。學者們認為，發達國家服務業發展進入這樣的階段有兩個主要條件：一是通過廣泛運用信息技術，打開了服務業資本和技術投入增長的空間，服務業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二是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將一般加工制造業和簡單勞動力投入、標準化的服務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不僅實現了制造業的服務化轉型，而且憑借其掌握的核心技術和市場渠道積累了大量利潤，節省了大量勞動力，并把獲得的利潤和節省的勞動力再投入服務業，支持服務業尤其是支持信息和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進一步發展。
我國經濟結構服務化進程自改革開放之初就已經啟動，但進展比較緩慢，經濟結構至今仍以制造業為主。從各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來看，從1979年到2009年，制造業從47%下降到46%，農業從31%下降到10%，服務業從22%上升到43%；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高了近1倍，但近10年僅提高了3%。從勞動力的產業分布變化來看，從1997年到2004年，服務業持續從制造業和農業中吸收勞動力，后兩個部門就業占比分別從23.7%、49.9%下降到22.5%、46.9%，而服務業就業占比從26.4%上升到30.6%。但自2005年以來，這一勢頭發生了變化：制造業就業占比出現回升，從2005年的23.8%上升到2009年的27.8%，提高了4%，就業人數累計凈增加4764萬人；服務業就業占比繼續保持上升態勢，從2005年的31.4%上升到2009年的34.1%，提高了2.7%，就業人數累計凈增加3592萬人。相應地，農業就業占比從2005年的44.8%下降到2009年的38.1%，下降了6.7%，就業人數累計凈減少5561萬人。也就是說，在這段時間內從農業轉移出來的勞動力大部分被制造業吸收了，服務業就業人數增加的來源不是制造業勞動力轉移，而是農業勞動力轉移。從服務業內部結構變化來看，表現為從面向制造業轉為面向城市化發展。在“六五”和“七五”時期（1981—1990年），批發零售、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金融等服務業伴隨著制造業擴張而增長，以它們為主的服務業呈現面向制造業的結構特征。到了“十五”和“十一五”時期（2001—2010年），服務業出現了新的增長極，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租賃與商務服務業、科學研究與技術服務業等快速發展。這些服務業的發展依賴于城市信息和知識密集度的不斷提高，可以說是面向信息與知識密集型城市化的服務業。
學者們認為，這一現狀的形成主要有四個原因：一是2000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依靠勞動力、土地等低成本優勢迅速吸引了大量國際制造業投資。這些外商投資企業將產品加工、組裝環節放在我國，對本土生產性服務的需求主要局限于交通運輸、物流和一些國際商務服務，而對信息與知識密集型生產性服務的需求非常有限。不僅如此，這些外資企業還憑借在信息與知識密集型生產性服務上的先發優勢搶占我國國內市場，壓縮了我國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空間。二是本土企業依靠低要素成本的比較優勢加入全球價值鏈或出口產品，由于產品缺乏技術含量、替代性強，因而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獲得的附加值較低。這導致本土企業難以大幅度提高勞動力工資，進而難以促進生活性服務業的需求擴張和發展升級。三是向投資和制造業發展傾斜的體制和政策限制了消費需求擴大。由于制造業對GDP增長等的拉動作用比服務業顯著，各地熱衷于吸引制造業投資特別是外資，由此帶動的主要是與“七通一平”有關的服務業。由于居民收入水平、社會保障水平不高等因素限制，生活性服務業發展較慢。四是我國服務業發展還存在行政壟斷、行政干預和限制市場準入等現象，民營資本進入不足。
學者們認為，當前我國加快服務業發展、促進經濟結構服務化具有較好條件。一是潛力巨大。美國、韓國人均GDP在我國目前的水平時，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別為62%、47%，經濟結構服務化程度都高于我國。2008年，低收入國家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為48%，也高于我國。所以，我國服務業發展的潛力巨大。二是機遇難得。2007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使發達國家經濟包括服務業遭受重創，世界經濟進入深度調整期。這為我國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加快發展提供了難得機遇。
在現階段，我國促進經濟結構服務化的任務是使服務業盡快進入蓄勢增長階段，并盡可能縮短這一階段的時間，力爭在某些地區、某些領域實現跨越式發展，從而啟動內生增長階段。為此，學者們提出了如下思路。
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一方面，積極有序地開放服務業，引進包括研發機構在內的發達國家信息與知識密集型服務業企業；另一方面，引導和支持國內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利用與本土制造業聯系緊密的優勢，加快將內置的生產性服務外置化，將更高級、成本更低的生產性服務嵌入制造過程，化解制造業發展面臨的勞動力、土地等成本上升的壓力，實現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創造新的競爭優勢。
促進勞動力從制造業向服務業順暢轉移。經濟結構服務化的過程，一方面是服務業與制造業良性互動的過程，另一方面是服務業和制造業各自內部結構升級的過程。這個過程的順利展開，需要勞動力從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并實現合理配置予以支撐。勞動力從制造業向服務業順暢轉移，既需要消除妨礙勞動力轉移的體制機制障礙，充分發揮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也需要通過發展各級各類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不斷提高勞動者的素質。
引導不同地區選擇好符合自身實際的著力點。近年來，東部地區制造業轉型升級加快，出現了資本和技術替代勞動力的趨勢，進而促使部分勞動力轉移到服務業。一旦本土制造業走出全球價值鏈的低端環節，就會對高級生產性服務產生強烈需求，刺激本土高級生產性服務業快速發展，促使服務業發展進入內生增長階段。因此，“十二五”時期東部地區可以率先推進經濟結構服務化，將信息和知識密集型服務業作為發展重點，為制造業升級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提供更高水平、更低成本的生產性服務。中西部地區工業化滯后于東部地區，可以依靠本地豐富的農村勞動力并吸引一部分已轉移到東部地區的勞動力回流來支撐由承接東部制造業轉移而催生的服務業發展。因此，“十二五”時期中西部地區服務業發展的重點是加快發展一般性服務業。這樣，既能為東部地區制造業勞動力轉移提供蓄水池，又能為本地制造業發展提供配套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