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貨幣供應量（M2）占GDP的比重遠高于國際平均水平；貨幣信貸、貿易順差額大等的累加效應有了一定質變，同時又有新的加劇通脹因素出現——勞動力成本提高，于是，顯性通脹就比較突出了。貨幣政策到底是應該盯住物價指數（CPI），還是應該考慮經濟增長乃至就業等多重目標？我國CPI指數存在種種缺陷，央行可盯住核心CPI通脹，將其作為利率政策的決策依據。
隨著消費物價指數的急劇攀高，通脹已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而加息的呼聲和預期也隨之增強。那么加息真的就是靈丹妙藥嗎？
通貨膨脹，說到底還是貨幣現象。在這次通脹中，我國市場無疑受到前后夾擊。一方面是以美國為首的量化寬松政策，貨幣供給大幅超過貨幣需求，累積的效果往往表現為貨幣貶值和物價上漲，我國正在受到這種傷害；而另一方面，則是我國長期實行的低利率以及刺激經濟政策，導致信貸投放過多、外匯占款過大，國內流動性加劇。也導致用工工資上升導致生產成本上升、通過生產價格指數上漲帶動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
2000年以后，我國的貨幣供應量（M2）占GDP的比重都在150%以上，遠高于國際平均水平。到去年末，我國的貨幣供應量為72.58萬億，貨幣供應量占GDP的比重約為190%，而當前很多國家的這一比重都僅為100%多一點。GDP反映的是當年創造的新財富的增加值，貨幣供應量實際上是當年的可用貨幣量，這個指標一直居高不下，說明我國的貨幣供應量是超過當前經濟發展所需水平，說明我國客觀上存在著通貨膨脹。如今，貨幣信貸、貿易順差額大等的累加效應有了一定質變，同時又有新的加劇通脹因素出現——勞動力成本提高，于是，顯性通脹就比較突出了。
貨幣政策到底是應該盯住物價指數（CPI），還是應該考慮經濟增長乃至就業等多重目標？央行目前處于兩難之中。貨幣政策可以使用的工具是有限的。如果貨幣政策多目標，那么它遇到兩難問題的幾率就很大，貨幣政策的規則就很不清晰，決策的主觀性就比較大，因此市場主體就很難形成一個穩定的對貨幣政策的預期。
同時，我國CPI指數存在種種缺陷，其系統樣本與體系還在沿用1992年確定的地域網點和品類權重。1992年至今，消費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CPI指數還按照舊有的套路，其中我國的居住類消費，在CPI中所占權重只有13%左右，基數非常低，這導致居住類消費反映到CPI上難免會出現偏差。
無疑，加息對于減少新的貸款投放、穩定社會儲蓄心理、改善通脹預期有較好的引導作用，但當前情況下卻受到一定限制。
在通脹高企的情況下，人們普遍認為應該通過及時的加息讓利手段，來減少國民財富的損失，來緩解企業競爭力下滑的問題。但是，政府決策部門擔心今天在內外形勢十分復雜的情況下，加息實際上承擔了美歐國家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給世界經濟所造成的市場風險乃至第二次探底的經濟風險。而讓利給出口為主的國內企業，國家又擔心會惹來貿易摩擦的麻煩，甚至在與外商價格談判的時候，也讓別人利用自己的定價能力來搭中國政府“補貼”的便車。
外匯占款方面。一方面，加息將進一步吸引外匯的流入，反而增加外匯占款的被動增加；另一方面外匯流入對匯率政策更為敏感，在人民幣每年升值3%至5%的預期下，提高貸款利率難以抑制進出口產業的信貸和投機沖動。
國內貸款方面。由于目前貸款利率總體不高，加上企業經營效益良好，企業仍有較強的貸款沖動；而以居民來看，盡管他們受較強財務硬約束影響本應對連續的利率提高有一定的市場敏感而減少貸款，但事實證明，在通貨膨脹預期沒有被扭轉之前，他們也不會減少對貸款的需求。
西方發達經濟體的中央銀行大都努力提高其自身的可信度和透明度，通過發布或遵循明確的政策規則，引導市場對其貨幣政策和利率政策做出合理的預期。以利率政策為例，西方發達經濟體的中央銀行大都是以“核心CPI”通脹為決策依據，并采取前瞻性的決策規則。央行盯住核心通脹的原因，是因為CPI中的非核心部分，即食品和能源的波動性很強，主要受供應沖擊或國際市場的影響，不是國內利率政策所能調節的。而利率政策主要是通過影響國內需求來調節價格壓力，其效果主要反映在核心通脹里。當出現了非核心通脹上漲時，央行加息并不能緩解通脹壓力，反而有可能對核心通脹部分造成不必要的沖擊。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國央行也可以考慮盯住核心CPI通脹，將其作為利率政策的決策依據，并公開向大眾宣布，以此引導市場預期。也就是說，將來央行加不加息，不是取決于整體的CPI通脹，而是取決于核心CPI通脹。如果我們央行的利率政策今后以核心通脹作為決策依據，利率政策的決策就會有一個客觀的依據，這樣可以減少決策的主觀性和隨意性，也可以減少利率政策的兩難性。同時，市場主體對加息減息的預期會相對穩定和統一，這會幫助家庭、企業和金融機構作出理性的投資、消費和借貸決策，避免經濟行為出現不必要的混亂和波動。
抑制通貨膨脹顯然是當前貨幣政策的重中之重。巴曙松曾經表示，提高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加強公開市場操作等數量工具的效用可能優于調整利率等價格工具。特別是在美元、歐元、日元等國際主要貿易貨幣的利率接近零的情況下，大幅加息很可能吸引熱錢流入中國。
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不是較短時間內能夠解決的。在美元貶值和國際商品價格大幅上漲情況下，輸入型通脹在所難免，通脹預期也不會因為加息而改變。因此，利率政策的選擇需要格外慎重，更多地應體現出對通脹預期的引導，而不能簡單地追求真實利率正與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