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地看，中國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的形成，是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而逐漸構建起來的。
一方面，實行對外開放政策被當作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突破口，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鼓勵出口創匯很快成為我國經濟發展模式的主要內容之一。另一方面，亞洲“四小龍”以往的成功經驗也證明，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有利于實現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居民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
在國內需求和境外經驗的啟迪下，我國經濟在很短時間內就實現了從封閉的計劃經濟向開放的市場經濟過渡。
按照比較優勢理論，在改革開放之初及其以后很長的時間里，中國作為一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豐富但資金稀缺，因此大力發展出口型經濟，有利于發揮中國的比較優勢，同時又能夠通過引進外資、賺取外匯以彌補國內建設所需要的資金，從而促進經濟的增長。
實踐證明，這種發展戰略在過去是行之有效的，為中國的經濟保持長期穩定的增長作出了巨大貢獻。
在過去30多年的時間里，我國的出口貿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數據顯示，從1978年至2007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體規模擴大了57倍。其中出口擴大44倍，年均增長達到16.4%，遠遠超出同期GDP的增長速度。到2010年前三季度，我國實現出口總值11346.4億美元，占全部進出口總額的52.8%。
與此同時，我國外貿出口占全球比重從1978年的0.8%提高到目前的10%左右，對世界貿易增長的貢獻率也超過10%。30多年的快速發展已經使我國躍升為名副其實的世界第一出口大國。不僅如此，出口行業還是我國的納稅大戶，解決了上千萬人口的就業問題。
然而，經過30多年的發展，我國經濟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也有了很大的改觀。
首先，總體而言，資金短缺的現象已經基本不存在。相反，在長期實行低利率政策和鼓勵出口政策的刺激性，國內資金流動性泛濫和外匯儲備規模過大同時出現。數據顯示，過去十余年來，中國廣義貨幣M2以每年18%的速度增長，遠超同期的GDP增速。在2009年、2010年兩年，為應付金融危機而大幅飆升的信貸投放，更將M2投放推高到27%以上水平。
根據央行數據顯示，2010年9月末，M2余額已經達到了69.6萬億元，按照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前三季度GDP達26.9萬億元計算，超發貨幣將近42.8萬億元。與此同時，多年的外貿順差使我國積累了巨額的外匯儲備。
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擁有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在2009年，我國的外匯儲備余額首次突破2萬億美元，目前正在向3萬億美元邁進。因此，現在的問題不是資金不足的問題，而是如何控制貨幣超發和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的問題。
其次，實行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的勞動力條件也有了較大變化。在人口自然規律和計劃生育政策的雙重作用下，我國正在從勞動力剩余向勞動力短缺狀態轉變。預計，到2015年，我國農村向城市轉移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只有730萬左右，將不足以補償城市近700萬的需要量。而持續多年各地不斷出現的勞動力短缺，預示著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的消失。
既然實施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的資本和勞動條件都發生了逆轉，那么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新的發展戰略就必須取代傳統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這也是經濟規律的基本要求。但令人遺憾的是，這種轉變并沒有發生，或者發生得太晚太慢。
其中的緣由，既有現行體制“路徑依賴”的慣性，也有地方政府和企業發展思路的滯后所致。對地方政府來講，大搞出口創匯經濟、獲得更多的外匯資金構成了“GDP”崇拜的重要一環，似乎外匯掙得越多、政績就越大，而全然不顧出口效率和效益如何。
由于傳統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未能得到順利轉型，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帶來了諸多的問題和弊端。這集中體現在：一是對國內資源破壞嚴重。為了創造更多的外匯，許多地方和企業亂砍濫挖，對環境資源造成了嚴重的破壞；二是壓制了勞動者福利水平的提高。在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始終不能得到提高的情況下，許多出口企業不惜犧牲勞動者的利益，通過壓低工人工資和福利的做法以維持微薄的利潤；三是引發了大量的貿易摩擦，目前中國已經連續多年成為世界上遭受反傾銷最多的國家；四是以國外消費代替國內消費拉動經濟增長，不但加大國內經濟的不穩定性，也削弱了國內消費的擴張。
不僅如此，傳統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還導致了中國補貼發達國家的怪現象。目前中國的人均GDP約為4000美元左右，勉強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但令人不解的是，中國卻是世界上最發達國家美國的最大債權國。從過去想方設法借外債過日到現在輸出外債，固然是中國國際貿易地位的重大改變，但也是傳統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帶來的無奈選擇。值得警惕的是，隨著美元貶值趨勢的形成，大量的外匯也面臨著縮水的風險。
更讓人驚奇的是，在“創匯”思想指導下，中國出口商品的價格在境外甚至要低于國內同樣產品的價格，形成了內外銷商品價格的“倒掛”。比如，剛剛調價后中國國內500毫升裝的53度茅臺就比在美國紐約華人聚居區出售的價格有很大落差。另外，像中國大量出口的紡織服裝、電子產品等，境內外價格也有很大落差。
其結果，中國以龐大而又廉價的商品維持了美國高收入低通脹的格局，美國的通貨膨脹率長期保持在3%以下。與此相對應的是，由于企業利潤微薄和勞動者收入過低，在中國就形成了低工資高物價的局面。而過量的外匯占款所引發的輸入型通脹，加劇了中國國內的通脹壓力。需要提醒的是，內外銷商品價格倒掛的實質，其實就是用中國的低工資低利潤去補貼發達國家的消費者。
當然，導致中國國內商品價格比出口商品價格高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國內企業的稅費負擔普遍比較高，按照財政部公布的數據，2007年至2009年，我國宏觀稅負分別為24%、24.7%和25.4%，實際水平并不高。但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按照全口徑計算的結果卻表明，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2007年至2009年分別達到了31.5%、30.9%和32.2%。其中，2009年雖然稅收收入只有6.3萬億元，但政府收入已超過了10萬億元，這就意味著政府的非稅收入幾乎和稅收一樣多。
另外，流通費用高也是推高國內物價的重要因素。根據有關機構調查，1公斤貨物從上海到貴州，通過公路運輸需要花費6元到8元人民幣，而從上海通過海運運到萬里之遙的紐約卻只要花費1.5元人民幣。從更為宏觀的角度來看，在中國全社會物流總成本占GDP的比重21.3%左右，而發達國家則是10%左右。
為了配合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的順利實施，我國還出臺了一系列鼓勵出口的政策措施，其中比較典型的就是出口退稅政策。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表明，僅僅在2010年前三季度，全國就已累計辦理出口退(免)稅5298億元。
出口退稅政策的實行，在推動出口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同樣帶來了諸多的問題。比如國外動輒以反補貼為由對中國進行的貿易制裁。而出口騙稅案件的頻繁發生，不僅削弱了該政策的出口激勵效應，還使得國家財政被無端吞噬。據估計，每年出口騙稅的涉案金額都高達數百億元。
由此可見，傳統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已經不能適應當前經濟環境的變化，無法繼續為未來的經濟發展提供新的動力。因此，加快從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向綜合平衡型發展戰略轉變，拋棄片面強調出口創匯、維持貿易順差的做法，重視進出口基本平衡，重視通過對外貿易提高國內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
第一，地方政府要轉變發展觀念。不能為了擴大出口創匯規模而不惜以損害環境和壓低工人工資為代價，更不能將創匯多少作為一項政績來宣揚，而應將對外貿易的綜合效益作為首位的評價標準。只有將發展思路從簡單的出口創匯桎梏中解脫出來，才能樹立新的更為全面的科學發展觀。
第二，改革出口退稅制度，建立有利于出口和進口的雙向機制。從本質上來說，出口退稅是用中國的財政補貼國外的消費者，退稅額越大，財政補貼的額度就越大，財政負擔就越重，相應的本國利益的損失也越多。
近些年來，為配合國內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出口退稅制度的改革奉行了“有保有壓”的做法。這種做法雖然短時間對某些重點扶持行業有效，但程序復雜，稅率繁復。未來的改革方向可以考慮采取出口全退稅的方法，將出口退稅政策從偏向性轉為中立性，對出口商品通過國內稅的調整而非出口退稅調整來加以調節。事實上，目前全球有60多個主要貿易國家和經濟體都采取了出口全退稅這一政策。
第三，在全面衡量利弊的前提下，積極穩妥地加快人民幣升值的步伐，推動進出口貿易的平衡。毫無疑問，人民幣升值是改善進出口不平衡狀況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措施之一。人民幣升值帶來的好處主要包括有利于抑制通貨膨脹、提高國內居民的消費能力、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步伐以及減少貿易摩擦等，而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則包括有可能惡化出口企業的生產環境、導致失業增加、加劇熱錢流入和資產泡沫膨脹等。
實際上，判斷人民幣是否應該升值，應該看當前中國面臨的主要經濟困難和矛盾是什么，只要抓住主要矛盾，這個問題就迎刃而解。不難得出結論，解決中國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和人民幣升值帶來的益處是基本相一致的。
所以總體而言，升值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情。事實上，自2005年實行人民幣匯改以來，人民幣就一直處在升值的過程中。而升值的結果也看得很清楚，并沒有發生上述各種擔憂出現的結果，反而是國民經濟和對外貿易繼續保持了穩定快速的增長。
總的來看，傳統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到了必須調整的時候了。只有加快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向綜合平衡型發展戰略的轉變，才能盡快實現中國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過渡，也才能實現中國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轉變的最終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