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抓住戰略機遇期，根本上取決于我們能否比發達經濟體下更大的決心，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質量，實現國內經濟的轉型。
　　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正是在對由發達經濟體主導的舊的世界經濟格局高度依賴的條件下實現的；而這種依賴已經充分顯示出不協調、不平衡和不可持續性。在這個意義上，能否抓住戰略機遇期，根本上取決于我們能否比發達經濟體下更大的決心，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質量，實現國內經濟的轉型。

危機可能成為新格局的轉折點

　　這次全球金融危機，我覺得很可能會成為走向世界經濟新格局的一個轉折點。得出這樣一個判斷主要基于以下兩個層面的觀察：
　　第一個層面是，在實體經濟領域中，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以來，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產出的增量貢獻中，一直超過發達經濟體。危機以后，發達經濟體的長期低迷和新興經濟體的持續增長，更成為不可逆轉的長期趨勢。在這個此盈彼縮的歷史過程中，新興經濟體將逐漸發揮引領全球發展的作用，并持續沖擊完全由發達經濟體主導的舊的全球化模式。
　　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可能預示著世界經濟的轉折，發生在金融領域。資本主義式的全球經濟危機總有金融危機相伴隨，而歷來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大都少不了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債務危機。因此，危機的恢復便意味著全球性債務重組，而每一次重組，均使得發達經濟體在國際經濟和金融領域中的核心地位進一步鞏固和強化。這一次就完全不同了。如今深陷債務危機中難以自拔的，是那些掌握著國際儲備貨幣發行權和國際規則制定權的發達經濟體。他們被自己呼喚出的惡魔纏身，非有新興經濟體的援手不能解脫，于是就有了G20之類的新的國際協調機制的產生。我們有理由來推斷，這次危機發生在發達經濟體，如果要對發達經濟體進行重組，那么它的結果是可以有利于我的。
　　但是，也應當非常清醒地看到，雖然中國居于有利的地位，同時也存在著嚴峻的挑戰。我覺得我們應當冷靜地分析分析，中國在當前全球經濟事務中的地位。在當今的國際事務中，中國的角色非常特殊而且多重。一方面，中國是現行國際經濟格局和秩序的受益者，例如，現行的國際分工格局、自由貿易、資本管制的放松、美元地位的穩定等等，總體上有利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另一方面，由于我國經濟發展迅速，訴求在不斷增加，我們又是最迫切希望對現行國際經濟和金融秩序進行改革的國家。進一步，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過去幾十年的發展，事實上正是在對上述由發達經濟體主導的舊的世界經濟格局高度依賴的條件下實現的；而這種依賴，已經充分顯示出不協調、不平衡和不可持續性。
　　因此，說要改變國際經濟格局，自然它的一個其中應有之義，就是要改革我們自己的格局，改變我們對舊的秩序依賴的狀態。這在十七屆五中全會的規劃建議，以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此都有非常深刻的闡述，在此之前的一系列的中央文件，對此也都有闡述。

發展方式轉型是戰略機遇期的關鍵

　　如果說，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的經濟恢復還需很長時間，那么，包括我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的轉型同樣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這個意義上，能否抓住戰略機遇期，根本上取決于我們能否比發達經濟體下更大的決心，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質量，實現國內經濟的轉型。在這個意義上，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抓住戰略機遇期的關鍵。
　　當下，中國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戰略機遇期”主要指的是，存在著三個重要的基礎性條件，使得我國社會經濟得以在較長時期中保持平穩較快發展的勢頭。
　　第一，在國內，改革開放基本國策的實施，使我國有了長達32年的高儲蓄、高投資、高增長、高出口、高國際儲備、相對較低的通貨膨脹同時并存且基本內洽的千載難逢的黃金發展期。如今，支撐這種增長格局延續的基本因素依然存在。第二，在國際上，和平、發展、合作仍是時代潮流。至少在可預見的相當長時期中，還看不到會發生針對我國或者對我國產生重大影響的國際動蕩。第三，就中國與世界的關系而言，早已明確了中國融入全球經濟的基本方向。雖然此輪全球化依然由發達經濟體發動并由其主導，中國仍從中獲得了較為有利的發展環境并逐步提高了自己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

四個方面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型

　　理論界有很多關于轉型的探討，在我們看來，有四個方面至關重要。
　　一是建設創新型國家。在更深的意義上，任何一次全球性大危機都與科技發展的周期有關。因此，任何一輪經濟危機，總是由新經濟、新產業引領而走出，并重新走上平穩較快發展之路的。這樣看來，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重點，應當特別關注“推動我國經濟發展更多依靠科技創新驅動”，“把發展創新型國家作為經濟轉型的第一要務”。“必須全面落實國家中長期科技、教育、人才規劃綱要，大力提高科技創新能力，加快教育改革發展，發揮人才資源優勢”；應當“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必須適應市場需求變化，根據科技進步新趨勢，發揮我國產業在全球經濟中的比較優勢，發展結構優化、技術先進、清潔安全、附加值高、吸納就業能力強的現代產業體系。”
　　轉型第二個重要的要點，就是大力地發展服務業。
　　應當看到，我國經濟結構相對落后，突出地表現在服務業的經濟發展上。發達經濟體生產服務產品，我們的貿易結構里，總體來說，我們是順差，但是要看一看結構，我們的服務業貿易不是順差，這就是舊的經濟格局造成的。所以要打破這個格局，我們必須發展服務業。如今發達經濟體能夠居于全球生產的高端，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和金融秩序得以延續，都是因為發達經濟體的服務業非常地發展，所以加快發展服務業構成我們戰略機遇期的又一重要內容。
　　發展服務業，我覺得有四個要點要必須強調。一個是要循序漸進，不能拔苗助長。第二要重點放在現代服務業上，要放在金融保險，現代物流，工程咨詢，會計律師這些地方。第三個要點，在所有這些領域中，金融業更為重要。第四個方面，要對現行的準入制度，收受制度，金融制度，會計制度進行改革，使得金融業獲得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
　　我們說發展服務業方面，金融是至關重要的，對于我們從全球發展的角度來看，在金融業中，有一個側面可能更應當強調，這就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它有一種特殊的意義。因為只有推行人民幣國際化，我們才能最終打破世界經濟的舊格局。
　　關于人民幣國際化，我們已經做出了很多努力，包括人民幣清算、海外發行人民幣定值債券、QFII投資安排、與若干國家的雙邊本幣互換、跨境雙邊貨幣互換、境外金融機構投資于銀行間債券市場、離岸市場、貿易對手國本幣雙邊貿易結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接受中國用人民幣購買其債券和使用香港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發行人民幣國債等。
　　下一步，我們應當進一步地明確該做些什么事呢？如果就市場的建設而言，就整個人民幣國際化的一般要求而言，我們強調如下七個要點：一就是在國際儲備貨幣中占比要提高。二是國際外匯市場的活躍程度應當提高。三是要提高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比重。四是要增加作為國際投資媒介的作用。五是在國際債券的發行中，人民幣債權要增加。六是在國際援助中，應當更多地使用人民幣。七是整個外匯風險管理中，應當更多的有人民幣。
　　人民幣國際化說起來是對外的一個國際事務，但是事實上它的深厚基礎在國內。我們覺得利率的市場化，發展有深度、有彈性的國內金融市場，特別是國內債券市場，以及匯率制度的彈性化，資本項目的進一步開放，人民幣可兌換等等都是。
　　三是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三化并舉。
　　在積極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同時，絕不能忘記農業的現代化。在落后的農業基礎上，不可能真正實現現代化。在落后的農業基礎上，城鎮化可能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和地區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并進一步惡化我國的基尼系數。在落后的農業基礎上，極易使我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三化并舉的關鍵，在于真正做到全面、深入地城鄉統籌。要消除制約城鄉協調發展的體制性障礙，促進公共資源在城鄉之間均衡配置，促進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平等交換和自由流動。統籌城鄉發展規劃，促進城鄉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社會管理一體化。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促進土地增值收益主要用于農業、農村。加快建立城鄉統一的人力資源市場，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制度。
　　四是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
　　G20的機制化問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進一步推動自由貿易，反對任何形式的保護主義，國際監管制度的制定及監管合作，積極謹慎地處理“參考性指南”問題。舊的秩序是依托舊的各種各樣的國際治理機制和機構，依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依托世界銀行等等，但危機顯示出這些機構不能夠有效地解決危機，不能夠有效地發揮保證新興經濟體有更大的發言權。因此有了G20，我們覺得應當推進它的機制化，同時我們也要推進G20與現有國際組織的協調。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涉及了很多內容，一方面我們要看到國際貨幣體系輕易改不了，所以對于各種各樣的修補性的活動我們都必須參與。我們必須看到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過程中，區域金融貨幣的合作至關重要。因此我們必須認真地處理這樣一些區域的貨幣金融合作問題。當然我們的根本目的在于人民幣的國際化，因此我們還要穩步地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
　　（記者 劉振冬 根據發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