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可能就是最為關鍵的一年。而今年的關鍵，就在于在采取政策措施努力穩定經濟的同時，能否在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方面取得實實在在的進展。
　　2011年可能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最為關鍵的一年。如果說2009年是我國經濟進入新世紀以來最為困難的一年，2010年是最為復雜的一年，那么，我認為，2011年可能就是最為關鍵的一年。而今年的關鍵，就在于在采取政策措施努力穩定經濟的同時，能否在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方面取得實實在在的進展。不僅中國經濟，全球經濟也是如此。

國際經濟的不確定性依然較大

　　2011年，中國經濟、全球經濟形勢如何發展演化，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如何選擇，政策實施的短期效應和長期影響如何，虛擬經濟中的嚴重問題能否緩解、會不會進一步惡化，實體經濟能否振興，產業結構調整能否取得實質性進展等，所有這些，無論對于中國還是全球，都將成為進入新世紀以來尤其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最為關鍵的一年。
　　從全球來看，經過多方努力，全球經濟形勢逐步好轉，但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影響還沒有完全消除，世界經濟還沒有步入穩步增長的良性循環，系統性和結構性風險仍然比較突出，國際經濟環境不確定性依然較大。
　　一是全球經濟復蘇的不平衡性加大。
　　美日歐等多數發達經濟體復蘇乏力，失業率、負債率居高不下，總需求依然不足，通貨依然緊縮。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新預測，2011年，美、日、歐三大經濟體經濟增長前景不容樂觀，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程度可能超出預期。同時，新興經濟體和一些發達經濟體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過熱跡象，物價走高，資產泡沫較為嚴重，通脹或通脹預期加劇。“金磚四國”的CPI上漲幅度均超過了預計的通脹目標。韓國、越南、阿根廷等國，也都出現了程度不同的通貨膨脹。最近，泰國、韓國又相繼加息，國際農產品價格連續走高，都加劇了新興經濟體的通脹預期。面對新情況、新問題，如何鞏固和擴大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成果，統籌協調當前和長遠發展，在繼續促進經濟復蘇的同時，處理好短期問題與中長期問題的關系，努力緩解和消除經濟社會中的突出矛盾，為可持續發展創造條件，已經成為世界各國面臨的重要課題。
　　二是主要經濟體宏觀政策進一步分化。
　　特別是在局勢初步穩定之后，各國經濟表現和發展趨勢發生變化，政策目標出現差異，宏觀經濟政策協調難度增大，各國已不可能也不應該再像危機爆發之初那樣協同一致地采取大規模大力度的刺激政策，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分化。目前大致出現了三種情況：第一種是美國、日本為進一步刺激經濟復蘇，采取了財政貨幣雙松的政策；第二種是歐盟各國為治理財政風險，采取了緊財政、松貨幣的政策；第三種是新興經濟體和部分發達經濟體為控制通脹和管理通脹預期，在保持寬松財政政策的同時，不同程度地收緊了貨幣政策。可以預見，隨著經濟復蘇不平衡性的增加，宏觀政策分化將進一步加劇，政策協調難度將進一步加大，并增加了全球經濟走向的不確定性。
　　三是刺激政策的負面影響將進一步顯現。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各國為了刺激經濟增長，投放了大量的流動性，尤其是美日等國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導致全球流動性過度寬松、美元貶值，并刺激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加大了新興經濟體熱錢涌入和輸入性通脹的壓力。近期美國采取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勢必造成熱錢流入新興經濟體套利和推高大宗商品特別是初級產品價格，同時也會導致其他一些國家采取增加本國貨幣的流動性促進貶值，貨幣戰爭一觸即發，給全球經濟增加新的變數。
　　四是國際大宗產品價格持續走高。
　　去年以來，伴隨著全球經濟復蘇，再加上受到極端天氣條件影響，國際市場農產品價格連創新高，大豆和玉米期貨價格創下29個月以來的最高水平。目前，國際市場小麥、玉米、大豆、棉花以及其他農產品價格均處于2008年以來的高位，原油價格重新回到90美元以上。國際市場大宗產品價格持續走高，大大增加了全球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甚至有引發“滯脹”的風險。

今年面臨的三個壓力：穩增長、調結構、防通脹g

　　從我國來看，目前經濟社會發展正處于應時順變、攻堅克難的緊要關頭。一方面，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我國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現代化建設有了更強大的物質技術基礎。另一方面，在快速發展過程中積累的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矛盾日益突出。而且，這兩年實施的經濟刺激政策效用出現遞減，負面影響開始顯現。2011年在穩增長、調結構、防通脹等方面，都將面臨更大的壓力和難度。
　　在穩增長或保增長方面，2011年拉動經濟增長的需求基礎發生重大變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增長的主要矛盾在于需求而非供給，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情況尤其如此。2009年，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特別是政府投資的超常規增長。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95.2%，拉動GDP增長8.7個百分點。2010年，出口在經濟增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2011年中，2009年投資超常規增長、2010年出口大幅回升的因素都將不復存在，經濟增長將主要依靠投資、消費、出口協調拉動，保增長的難度大大增加，這對宏觀調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發揮財政政策在穩定增長、改善結構、調節分配、促進和諧等方面的作用；要著力改善和保障民生，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要增強消費拉動力，提升居民消費能力、改善居民消費條件、培育新的消費熱點；要推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形成基本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一體化、網絡化發展的城鎮化新格局；要有效發揮我國在國際經濟分工中的比較優勢，堅持出口和進口并重、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并重，加快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繼續穩定和拓展外需，加快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發揮進口對宏觀經濟平衡和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作用等。
　　在防通脹方面，2011年價格上行的壓力進一步加大。去年11月份，CPI漲幅已創下28個月來的新高，達到5.1%。今年，抑制和推動物價上漲的因素同時存在，但漲價因素更強、更突出。一個是流動性過多。我國廣義貨幣M2與GDP的比例，2000-2009年平均為156%，明顯高于全球平均的95.7%和中等收入國家平均67.1%的水平，在2009年全球貨幣寬松條件下，美國該比例為60.5%，歐元區為92%，日本為161%，而我國高達178%。通脹說到底是貨幣現象，流動性過多勢必造成價格走高。再一個是成本推動。比如鋼鐵，價格勢在必漲的壓力很大。2011年，要綜合施策、標本兼治、疏堵結合，切實管理好通脹預期，穩定價格水平，絲毫不可掉以輕心。要實施好穩健的貨幣政策，把好流動性這個總閘門，把信貸資金更多投向實體經濟特別是“三農”和中小企業，更好服務于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要增加市場供給，切實降低流通成本，穩定農產品價格；要合理調節收入分配結構，合理提高中低收入階層收入水平；要利用好匯率政策，緩解輸入性通貨膨脹，控制熱錢流入；要加快完善住房供應體系，緩解居民房價負擔等。
　　在調結構方面，加快調整的緊迫性越來越強，難度也越來越大。最終走出危機、走向新的繁榮，不可能依靠頻繁的經濟刺激，而必須依靠技術革命和產業結構調整。這一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誰調整得早，誰調整得快，誰調整得徹底，誰就能在后危機時期的國際經濟競爭中贏得主動。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經濟體國家，在采取措施穩定經濟的同時，都加大了結構調整的力度。
　　“十二五”期間，我國都將處于向中高收入水平邁進的階段。從國際經驗看，這一時期若發展方式不能及時轉型，經濟將面臨被原有增長機制鎖定的風險，從而在中等收入階段處于停滯徘徊期，即掉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2011年，尤其要在加大結構調整力度方面下更大的功夫，務求取得實實在在的進展。要加快調整產業結構，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培育一批適應市場需要、擁有核心技術、重視創新、機制靈活的優勢企業和產業，提高產業集中度；要加快壯大服務業規模，全面提高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發展水平；要強化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地位，推進產學研緊密結合，扎實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要強化節能減排和應對氣候變化，大力發展綠色經濟，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和環保產業，加快低碳技術研發應用；要嚴控產能過剩，防止新的低水平重復建設等。
　　我們說2011年是最為關鍵的一年，還體現在對經濟刺激政策退出力度和時機的把握方面。為避免危機造成經濟崩潰和深度衰退的災難性后果，采取反危機的刺激性政策是必要的，但刺激政策治標不治本，救急不救命，應當充分利用刺激政策贏得的時間和喘息機會，抓緊解決經濟運行中的急迫問題和導致危機發生的突出矛盾，并從刺激政策中適時穩步退出。刺激政策的運用應以避免產生災難性的經濟后果為底線，但不能靠它實現繁榮；刺激政策的退出也應以保持社會穩定為前提，避免引發大的社會震蕩。如何引導宏觀政策由“危機管理”回歸常態，也是2011年中國和全球經濟面臨的一項重大挑戰。
　　（記者 方燁 根據發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