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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在1月15日舉辦的“2011中國經濟展望高層研討會”發言。 |
“十二五”的經濟轉型,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其核心就是中國城市化的轉型。中國還處在城市化的前中期,未來還將有5-6億人口從農村進入城市,這將是世界歷史上史無前例的人口、產業和社會的轉型。
正是因為如此,大家都認為中國經濟未來還有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長,但目前中國的城市化路徑存在嚴重的問題。
一方面,中國城市化和工業化嚴重脫節。中國目前工業化已經處于很高水品,其占GDP近50%,產出則為60%;而目前城市戶籍人口的城市化率則僅為32%-33%,相比之下,同等發展程度的國家則一般為60%。這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結構“最大的失衡”,正是這種失衡,造成了中國第三產業發展不順等一系列問題。
另一方面,在城市化道路方面,中國已經不自覺的走上了一條嚴重偏離了正確方向的道路。中國目前“表面光鮮”的城市化道路,實際上是利用城鄉土地價格差掠奪農村居民,利用農村居民的土地積累來進行城市化。在這種路徑模式下,每年有數萬億的財富從農村居民轉移到了地方政府、開發商和城市的手中,而正是這種每年萬億規模的再分配,造成了中國整個分配體制的失衡。相對于這個規模而言,最低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等都是雞毛蒜皮。
這種城市化的道路,正是中國目前征地強拆屢發的根源。應當在全局上重新審視,在頂層上重新設計中國城市化經濟轉型的基本制度。
城市化轉型核心是兩頭,一頭是土地,一頭是房子。在土地這一頭,我們的制度設計存在著嚴重的問題,這就是2006年實行的耕地占補平衡掛鉤,這個掛鉤政策從根本上是錯誤的。在實際的運行中,耕地占補平衡掛鉤實質上否定了級差地租的存在,無法在根本上實現平衡,而且這個平衡收益的分配也與農村居民沒有關系。
而在房子這一頭,城市化是人口的城市化,人口的城市化就是農民要進城,農民要進城,核心問題是房子。在人口格局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勞動力成本的迅速上升,已經是不可扭轉的趨勢。農民工要解決的不是收入問題,他們的問題是在城市里面沒有住房,住房是他們的實質性的最大的問題。
2010年在所謂“最嚴厲的樓市調控政策”下面,以北京為代表的一線城市又上漲了40%,所以我們不能說這個調控是成功的。盡管下半年采取了一些行政手段,勉強壓住了上漲的勢頭,但是現在還處于緊張的僵持階段。樓市調控沒有抓住“要害”,在巨大的財富效應下,企業普遍涉及房地產業務,大量資金涌入房地產行業無法阻擋。
目前中國房地產稅收制度設計完全扭曲,都是交易稅,是加在老百姓頭上的,而對于投機者則未能采取有效的辦法。
對于保障房,我非常贊成住房建設應當走雙軌制。不過,必須首先定義清楚保障房的概念,明確其退出機制,否則就可能重蹈經濟適用房的覆轍,變成另一種不公平的分配。為什么群眾對保障房有那么大的意見?就是在于保障房里面被塞進了太多的“私貨”。所以保障房一定要立法。
(記者
吳黎華 根據發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