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下半年以來，全球金融市場又現新特征，即主要發達國家的債券價格相繼下挫，而收益率高企。與“PIIGS”五國(葡萄牙、愛爾蘭、意大利、希臘、西班牙國名首字母恰可組合成英文單詞“PIIGS”，意為“群豬”)情況類似，因當前市場融資成本不斷飆升，亟待擺脫危機困擾的主要發達國家政府繼續注資救市行動變得更加困難。
歐美國債價格下跌的原因各異。就美國而言，全球充裕的流動性在危機還未消停的階段共同創造了其國債市場的泡沫。在國際金融危機隱患逐漸淡化之時，曾處于驚慌狀態的國際資本開始回過神來，重現壓抑已久的追求高收益“本性”。它們一窩蜂地離開“低收益”的美債市場，導致美國國債價格大幅跳水，造成美債融資成本上升。也就是說，只有當政府給予市場足夠高的收益，才能“挽留”追求高收益的國際資本。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應該放棄新一輪的寬松貨幣政策，才能降低政府的融資成本。然而，美國政府并未對當前美國債券市場震蕩產生足夠擔憂，而是堅信新一輪“量化寬松”和延長減稅措施政策“組合拳”，能夠幫助美國經濟盡快擺脫目前的“通縮”狀態。可由此引起的財政赤字擴大和美元資產縮水，卻已加劇了國際資本的流出。
德國國債價格下跌的原因，與具有貨幣主導權的美國不同，主要還是市場預期德國政府用于“救助”的融資規模將隨歐債的惡化而加大，當然，也不能排除市場互相“傳染”的影響。于是，控制購買德國政府債券的數量、謀求今后較高收益回報的市場資金占了主導地位。南歐幾個國家的債務問題已嚴重損害歐元的貨幣價值，而德法作為歐元區的受益者，不會輕易將這些“問題國家”趕出歐元區。道理很簡單，正是這些相對的弱國存在，德法才規避了歐元隨著自己國家基本面強勁（如貿易順差增加和勞動力成本上升等）而升值的風險，使得自己能夠在“平均”匯率水平下確保出口競爭優勢（相對它們的基本面而言歐元被低估了）。一旦“退出機制”導入，市場會變得更加恐慌，而德法的競爭優勢也會隨之喪失，整個歐元區就會出現更為致命的“生存”危機。
英、日兩國政府債券價格下跌的理由有很大的相似性：都是因為經濟增長出現結構性的失衡問題。對英國來說，主要是過度依賴金融服務業的發展；對日本而言，則是因為過度依賴外部市場和間接融資的服務能力。在金融危機“大病初愈”的脆弱環境中，靠市場自身的力量來調整這類結構失衡問題的可能性很小。而政府救市的代價不僅僅停留在創造“有效需求”環節上，更為嚴峻的挑戰是政府耗費大量財力來刺激市場活力的產業政策能否得到落實。這兩個國家的政府現已債務累累，當“結構調整”無法擁有“立竿見影”效果之時，政府融資的能力就會隨著市場擔心程度的加劇而不斷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