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河南禹州農民時某為逃避過路費，拿著兩套假的軍車牌照營運，8個月后東窗事發，“杯具”降臨。時某的兩輛車被認定在2008年5月4日至2009年1月1日，共計通行2362次，逃費金額為人民幣368.2萬余元。因逃費數額特別巨大，近日法院以詐騙罪判處時某無期徒刑。
　　這宗個案在網上引發了一邊倒的質疑，網民批評的焦點并不在時某有罪還是無罪，而在罪重還是罪輕。用假軍車牌照逃避過路費，性質不可謂不惡劣，因此獲罪有“咎由自取　”的成分。但逃費2362次就獲刑無期，普通公眾難以理解和接受。
　　從司法審判來看，這樣的判罰或于法有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生產、買賣武裝部隊車輛號牌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2年4月17日正式施行）規定，“使用偽造、變造、盜竊的武裝部隊車輛號牌，騙免養路費、通行費等各種規費，數額較大的”，依詐騙罪定罪處罰。而詐騙罪和盜竊罪一樣，均屬財產性犯罪。犯罪數額對財產性犯罪的定罪和量刑又起著關鍵的作用。
　　另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1996年12月16日）的規定：個人詐騙2000元以上的，就屬“數額較大”；詐騙3萬元以上的，則屬“數額巨大”；詐騙20萬元以上的，屬于“數額特別巨大”。時某的詐騙金額若定格在368.2萬余元，則單純從法律來看，無期徒刑也屬正常。
　　問題就在于，368.2萬余元的“犯罪金額”從何而來？據報道，時某的兩輛車偷逃過路費的時間是在8個月內，免費通行高速公路是2362次。如此平均下來，一次就偷逃了1558.8元。而假定時某的兩輛車天天運營，偷逃的費用攤到每天竟然高達1.5萬余元。這真可稱得上是一條黃金鋪就的“致富高速路”———只不過，是收費公司的致富路。
　　據時某交待，跑了幾個月大約掙了20多萬。盡管時某自稱的贏利數據還有待核實，但若完全依法繳費、依法營運，不但無利可圖，還會巨額虧損。這再次印證了某些地方“不超載不逃費就無法贏利”的說法。
　　這也是為什么新聞中提到，時某的車通常情況下會超載150%左右。而“超載”又是否成為天價“犯罪金額”的原因？時某的過路費何以從空車收費200元變成一次1558.8元？有關部門應該進一步向公眾解釋。這畢竟關系到時某量刑是否得當，以及財產追償等關鍵性問題。
　　而網民對“時某詐騙案”這宗個案的質疑，另一方面指向的是公路的不當收費和不法收費。而這一社會問題，對于個案的法官而言，恐怕是不堪承受之重。
　　當下各地高速公路收費之高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更令公眾憂心的是，各地不合法、不合理的公路收費屢禁不止，屢清不絕。國家審計署2008年公布的一份審計報告曾指出，7省（市）提高收費標準，多征收通行費82億多元；12省（市）的35條經營性公路，由于批準收費期限過長，獲取的通行費收入高出投資成本數倍乃至10倍以上。比照時某以假軍車牌照詐騙“通行費”獲刑無期，上述違法、違規收費，又當如何論處？
　　時某的詐騙行為需要依法懲處自無疑義，然而，在很多“過路費”濫收不止的背景下，偷逃368.2萬余元的“過路費”又如此違背常識，有關方面如果不能及時澄清，那么這一審判的公正性將會繼續遭受公眾的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