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5年，我國將面臨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世界經濟的許多新變化和新機遇，形勢復雜，挑戰嚴峻。“十二五”前期，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還會比較明顯。總體上看，國際環境有利，機遇大于挑戰，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經濟全球化不可逆轉。國際金融危機并沒有改變經濟全球化的基礎或根本趨勢。信息通訊和交通運輸技術的迅猛發展仍是經濟全球化的強勁動力。除了技術進步，產業轉移和貿易自由化等重要因素也在推動經濟全球化發展，全球產業轉移將再趨活躍。據聯合國貿發會議分析，在國際金融危機中，企業投資和經營的國際化進程仍在持續。大型跨國企業海外產值降幅大大低于總體經濟降幅。隨著世界經濟和金融狀況改善，全球投資2009年下半年已開始復蘇，2010年上半年重新進入上升區間，預計今后兩年會繼續小幅回升。在全球投資復蘇的過程中，跨國并購的上升勢頭最為明顯。產業轉移從根本上說取決于全球分工、技術進步、市場開拓和企業擴張。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全球供應鏈分工體系將繼續發展，新技術、新市場將成為新的海外投資熱點。同時，貿易、投資自由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潮流不可阻擋。世界各國經濟開放度和相互依存度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經濟體希望以合作、務實的態度，積極推進雙邊、多邊或區域內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
世界經濟政治格局出現新變化。2000年—2009年，新興經濟體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占全球生產總值的比重從24%上升到33%，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46%。2009年，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占全球的一半，輸出的外國直接投資占全球的1/4。發展中國家大多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對外貿易和投資都將保持強勁勢頭，對全球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會加大。與此同時，全球經濟治理結構將深刻變革，并與多極化趨勢相互促進。發展中國家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中將爭取到更多的投票權和話語權。多國集團發生重組，發展中國家廣泛參與的多國集團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會越來越大。各國發展理念和道路的多樣性更加受到重視，構建公平、公正、有序、包容的國際經濟新秩序成為趨勢。發展中國家的區域經濟合作加強，特別是區域經濟一體化將國家之間的競爭與合作轉化為區域經濟體之間的競爭與合作，有利于擴大回旋余地，增強抗風險能力。
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孕育新突破。國際金融危機造成的壓力正在轉化為新一輪科技創新的動力，傳統技術和產業衰落將為新技術新產業騰出發展空間。以綠色、智能和可持續為特征、以信息技術和新能源革命為主導的科技創新及產業發展，將成為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引擎。信息技術發展潛力巨大，仍會引領技術創新的方向。互聯網和移動通信技術突飛猛進，云計算、物聯網、感知中心、智能電網、智慧地球等信息技術創新和應用方興未艾。生物技術和材料技術經過長時間積累，有可能出現新的突破。新能源、節能減排等低碳技術和行業成為跨境投資新熱點。發達國家科技實力雄厚，企業創新能力和全球配置資源能力強，占據國際產業分工高端，市場機制比較完善，技術成果與商業化和產業化銜接密切，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仍會繼續領先。新技術研發和擴散將推動跨境投資和產業轉移。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市場規模大，低成本優勢明顯，先進適用技術的應用和推廣潛力不可低估，在某些產業領域和技術環節有可能實現跨越式發展。
世界經濟復蘇艱難曲折，可能進入中低速增長期。盡管2010年以來世界經濟復蘇好于預期，但美國、日本、歐盟等失業率居高不下，消費信心恢復遲緩，房地產市場和私營經濟尚未全面啟動，庫存調整放慢。歐洲一些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引發金融市場動蕩，使歐洲各國經濟復蘇明顯受阻。美國、日本、歐盟經濟復蘇緩慢，加大了世界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與此同時，世界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足。發達國家遭受國際金融危機重創，經濟深度衰退，信貸增長乏力，財政狀況惡化，運用信貸和財政擴張政策刺激經濟增長的能力受到制約，加上人口老齡化負擔沉重，新的經濟增長點要形成規模還需要一個過程，未來經濟增長并不樂觀。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復蘇較快，但通脹壓力較大，經濟結構矛盾突出，抵御外部沖擊能力較弱。
全球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出現明顯變化。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主要發達國家紛紛提出擴大出口和振興本國制造業的政策，力圖引領技術創新和新興產業發展，促進制造業升級；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也在加快發展具有自身比較優勢的產業和技術。全球生產和供給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調整，圍繞市場、資源、人才、技術、標準的國際競爭更加激烈。應當看到，明顯萎縮的國際需求恢復到正常水平尚需時日，國際產能過剩凸顯，各種形式的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進一步抬頭。全球需求結構發生明顯變化，發達國家私營部門需求的恢復慢于政府刺激的投資需求，消費過度和投資不足的矛盾正在調整；發展中國家仍在努力穩住外需，積極擴大內需。全球供給結構調整將引起需求結構變化，市場重心可能轉移。發達國家振興制造業和擴大出口，可能擠壓發展中國家的傳統出口市場，導致后者外需環境趨緊。而區域經濟一體化將擴大區域內需求潛力，發展中國家和亞洲的區域合作可能導致對歐美市場的依賴降低，促進區域內需求擴張。
氣候變化、能源資源安全等全球性問題更加突出。綠色發展、可持續發展受到各國普遍關注，應對氣候變化成為國際政治博弈和經濟科技競爭的焦點之一。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的發展中國家受發展階段和技術水平制約，對傳統能源資源的依賴程度更大，面臨的環境代價、能源價格上漲和西方輿論壓力也越來越大。為了應對氣候變化、國際金融危機和傳統能源價格上漲，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紛紛作出先導性戰略安排，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力求在新能源技術、節能減排技術等與低碳經濟相關的領域占得先機。發達國家提出的低碳經濟、碳排放交易、碳關稅等理念和機制，既有積極合理的一面，也有牽制發展中國家的一面。圍繞氣候變化和能源資源安全等全球性問題，各國共同應對的共識在提高，但在責任義務界定、發展權益維護、轉型路徑選擇、技術資金援助等方面還會長期存在爭議。
世界經濟面臨諸多不確定、不穩定因素。一是國際金融危機還沒有完全結束，新的金融風險還在累積。二是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缺陷明顯，美元貶值將直接損害各國美元資產的安全。三是南北發展差距仍然很大，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仍然任重而道遠。四是國際市場震蕩頻繁，主要貨幣匯率大幅波動，全球主要股市劇烈動蕩，原油、銅、鐵礦石等能源原材料價格高位震蕩；一些發展中大國在國際市場上對糧食、能源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很大，但并無定價主導權，容易受制于人。
全面認識我國面臨的機遇和挑戰。當今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大調整仍然是在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潮流中進行的。“十二五”時期，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孕育著巨大機遇。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加大，外部對中國市場的依存度上升，有利于我國發揮市場規模大、勞動力充裕等比較優勢。新技術革命和產業轉移，有利于我國打破某些產業的瓶頸制約，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實現某些領域和環節的跨越式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合作深入發展，有利于我國發展開放型經濟，更好地“引進來”、“走出去”，擴大我國在全球和區域內配置資源的回旋余地。我國成功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帶動世界經濟復蘇，國際地位和影響力上升，有利于我國參與制定國際經貿規則，維護國家利益和發展權益。我國發展也面臨諸多挑戰：世界經濟增長放慢，外部需求總量趨緊、結構變化，我國經濟增長須更多依靠內需；發達國家擴大出口和振興制造業，可能擠壓我國傳統優勢產業的發展空間，固化我國制造業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低端地位；全球產業轉移有可能給我國帶來高能耗、高污染企業和產業，也可能產生某些行業的外國壟斷，在某些領域影響國家經濟安全；國際市場波動和金融風險可能迅速傳導到國內，影響宏觀經濟穩定；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經貿規則對我國的壓力增大，所謂的中國“責任論”、“傲慢論”和“威脅論”也會不斷花樣翻新。
大力發展開放型經濟，以開放促發展、促改革、促創新。我們要緊緊抓住世界經濟變局中不可多得的歷史機遇，積極防范風險，深化改革開放，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強大動力。應繼續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穩定和拓展外需，優化對外貿易結構，提高利用外資水平，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形成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加強雙邊、多邊和區域內的國際經濟技術合作，發展同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維護自由貿易，推動國際分工深化；把握好自己在全球經濟分工中的新變化和新定位，促進科技創新、產業結構調整和加工貿易升級，轉變粗放的投資和出口增長方式，積極創造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面對世界經濟深刻調整和增長模式轉型，以更大力度推動關鍵領域的改革創新，構建高效有序、更加開放、有利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體制機制。
主動適應國際環境變化，營造良好外部環境。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上對我國積極評價和施加壓力的情況交錯出現。面對深刻的世界經濟變局和復雜的國際政治博弈，我們應當繼續冷靜觀察、沉著應對、有所作為，有效化解各類矛盾。應深刻認識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堅持在順應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潮流中謀劃科學發展、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斷提高綜合國力；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推動構建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在氣候變化、能源安全、可持續發展和人道主義救援等全球性問題上加強同各國溝通與合作，逐步增強我國的話語權；穩步擴大我國在世界經濟政治格局中的回旋余地，努力提高在全球配置資源的能力，在更高層次上利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同時不斷增強防范各種風險、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