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官員日前透露，中國金融產業在“十一五”期間取得突破性發展。表現為：金融機構實力明顯增強，金融市場信心不斷提升，金融服務水平和國際競爭力大幅提高，金融體系的穩定性與安全性不斷增強，經受住了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特別是以資產規模來衡量，中國金融業如今在體量上已邁上了100萬億元這個具有指標意義的臺階。可以說，五、六年前還是國際金融巨頭嘲笑對象的中國金融業，如今的發展勢頭已令歐美同行感到有點呼吸急促了。
　　中國金融業的不斷進步和中國經濟規模的穩步提升，正逐漸改寫并將繼續改寫國際金融和經濟版圖。從大國經濟崛起的路徑來看，中國在實現了工業和制造大國這個目標之后，向產業和金融強國邁進，是中國整體經濟結構升級和提高國際經濟分工獲益程度的內生性要求。因此，中國基于經濟實力提升而積極參與國際金融體系乃至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改革，是任何一個新興經濟體國家都會表達的正常訴求。
　　不過，至少在短期內，現有的國際產業和金融分工光譜并不利于中國擴充行為和權力邊界。回顧過去五年中國在全球金融分工地位的變遷態勢，盡管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大國在不損害自身實際利益和話語權的情況下，將其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一小部分投票權讓渡給中國等新興經濟體。但作為西方國家特別看重的“私屬領地”，金融和軍事一樣，都是他們不可失去的最后優勢。所以，面對中國金融和軍事技術近年來的快速發展，美國本已繃緊的戒備神經變得格外緊張。當然，美國也知道，中國求得與自身實力相稱的話語權是難以阻止的趨勢，于是一方面力壓老牌歐洲國家和日本等國將一部分話語權切割給中國；另一方面拼命運用既有優勢地位力保自身在主要國際經濟組織中事實上的否決權不受影響。
　　可以說，國際貨幣儲備國地位和美國主導下的機制化霸權慣性，是美國壓制國際金融改革并遏制中國金融提升國際空間的兩大“王牌”。而呆在“富人俱樂部”許久并享受到諸多好處的其他發達國家，同樣不愿看到中國金融國際分工地位的提升。正因為有上述約束條件，迄今為止的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仍不過是對現有體系的小修小改而已。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熱望的重新界定國際金融機構的職能或曰重新構建新的國際金融體系，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還是概念上的圖景。參與主體多元化的國際金融體系短期內亦很難建立。例如，亞洲的主要貨幣盡管已很少釘住美元，但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國際交易，不論是貿易結算貨幣、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交易貨幣還是主要儲備貨幣，仍主要以美元支付，這既反映了大多數亞洲國家和地區的貨幣都還不能充分自由兌換的缺陷，也反映出亞洲國家和地區相互之間的貿易和交易，其開票和結算都偏好美元，而非亞洲自己的貨幣。以中、日、韓為代表的亞洲經濟大國的區內資本交易中內部資金循環水平依然很低，使得外匯儲備的相當部分不得不投資于美國國債。因此，盡管中國近年來積極擴大人民幣在跨境貿易和投資中的使用，穩步拓寬人民幣流出和回流渠道，推動匯率風險管理工具創新；盡管中國銀行業也在加快國際化的步伐，但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短期內仍難以擺脫對美國最終產品市場和美元體系的依賴。從某種程度上說，上述國家一方面希望擺脫美元體系的控制，另一方面卻又不得不成為美元體系的“堅定維護者”。
　　至于困擾中國金融崛起的人民幣匯率博弈，某種意義上也折射出在既有金融與產業分工格局下，中國依然處于的弱勢分工地位。多年來，美聯儲作為事實上的全球中央銀行，不僅通過發行美元每年至少獲得250億美元的鑄幣稅收益，更可以通過定期不定期調整美元利率甚至直接開動美元印鈔機來向別國轉移經濟調整的成本乃至轉嫁國內經濟與金融危機。反觀中國，既沒有反映中國經濟實力成長的世界級貨幣，又缺乏可以影響美國貨幣政策的力量工具。中國持有的外匯儲備，既不能在國際大宗商品市場上掃貨，又難以并購優質的美國企業。只能用來購買美國國債和其他美元債券，收獲的只是不到4%的年利息。還要背負全球經濟失衡責任者的惡名。
　　中國尤其欠缺能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叫板跨國資本的種子選手。例如，中國以四大國有控股銀行為代表的銀行體系是在競爭對手式微的背景下贏得暫時的穩定并增強經營實力的，尚在發育中的證券市場更是很難經得起國際資本的大規模沖擊；中投由于投資經驗和高端人才的欠缺，短期內尚難成為令國際同行敬畏的頂級投資機構；國內投行的代表中金公司，盡管在國內擁有巨大的影響力，但與高盛等國際頂尖投行相比，無論是在承銷能力、高端人才、機制設計和創意乃至全球話語權等方面都存在著全方位的差距。
　　因此，掌管總資產逾百萬億元的中國金融業領袖們，下一步需要思考和落實行動的是：如何以提升國際競爭力為出發點，畫出契合中國金融業發展的清晰路線圖；如何以現有市場主體為基礎，培育出一批能在國際市場上比肩跨國金融資本的種子選手；如何在鞏固傳統影響力的基礎上，力求在金融創意、機制設計乃至話語權掌控等領域取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