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節能減排的他山之石，在國內可以說連篇累牘，就是近鄰日本的經驗也不乏報道，在９日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日綠色經濟·資源循環政策研討會上，日本經濟產業省產業環境技術局大臣官房審議官有馬純、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環境本部長，包括一些日本企業如日立株式會社的介紹，記者以為對中國大有裨益。
　　有馬純認為，對于二氧化碳排放不斷上升的嚴峻現實，必須推進創新型技術開發以及各國政府支持，這兩者缺一不可。他表示，根據２０１０年６月日本內閣會議通過的能源基本計劃，到２０３０年，日本能源自主比率由目前的３８％提高到７０％；零排放電源比率從３４％提高到７０％左右；二氧化碳比１９９０年減少３０％甚至更多。
　　相比中國國內政策，雖然我們也在倡導技術革新對節能減排的重要意義，但是在政府支持上的做法卻有南轅北轍的差異。日本更提倡運用經濟杠桿來推動，比如基于采用稅收政策應對全球變暖，進一步控制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２０１１年將要推行的“全球變暖稅”，其實就是碳稅。而我們更多強調行政手段，以致在一些地方發生了將節能減排等同于拉閘限電的荒唐舉動。雖然兩國國情體制迥異，但對我們還是提出了警示。中國醞釀多年的環境稅，雖然承諾在“十二五”期間開征，但是對于碳稅的征收仍無具體時間表。
　　根據日方介紹，為了促進新能源的普及，日本原則上把所有投入實際使用的可再生能源的發電量全部收購，收購價格為１５—２０日元／千瓦時，以１５—２０年為統一收購期；而為了降低太陽能發電成本，初期提高收購價格，然后分階段降低收購價，把全量收購期限定為１０年。雖然，中國一直有全額收購可再生能源的法律規定，但是由于技術穩定性、電網建設滯后、不同利益主體的揪扯等原因，全社會對于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依然是曲高和寡。
　　為了減少碳排放，日本政府還將大幅推動核能利用，根據日本２０１０年６月通過的能源基本計劃，到２０３０年將新增１４臺核電發電機組，將核電發電量占比由２００７年２６％提高到２０３０年的５０％左右。
　　除了政府的作用，日本的行業協會在推行節能減排中所起作用同樣不可小覷。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為了應對全球變暖，開展了環境自主行動計劃概要，有３４個行業參與，覆蓋了工業和能源轉換部門的８３％。日本經團聯環境自主行動計劃在工業界的應對措施中處于核心地位。日本認為，自主采取措施有很多優點，如可以發揮自身創造性選擇更好的對策、可以誘發向更高目標努力的動力、政府和實際操作層面都能節省手續成本等。“通過自主行動計劃這些優點有望進一步得到發揮”。
　　而客觀地講，國內行業協會雖然在節能減排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效果則乏善可陳。
　　再看看企業態度。應該看到，亞洲公司在企業公民方面的認識和踐行與歐美有差距，就亞洲內部而言，中國顯然也與日本有距離。日本企業，就拿本次論壇的協作單位日立株式會社來講，它們發布了以２０１２年度為最終年度的《２０１２中期經營計劃》，并宣布將“社會創新事業”即憑借ＩＴ技術實現高度先進化的社會基礎設施事業，定位為邁向下一個百年的核心事業。在這一戰略中，日立集團將“環境”列為與“全球”和“融合”居于同等重要地位的經營三大關鍵詞之一。
　　國內企業也在倡導企業社會責任，也在大講特講節能減排，但其主動意愿不夠。國企領導人是受制于節能減排的行政考核，民企則不愿承擔高昂成本。
　　日本除了社會、企業承擔了節能減排的任務與壓力外，作為社會個體的家庭，同樣有具體的減排目標，如日本的能源基本計劃還規定，到２０３０年，家庭中二氧化碳的減排比２００７年減半。這種全社會動員，并輔以明確目標的計劃使個體責任更明晰，當然減排效果就更突出。
　　相比較，就國內而言，對社會成員的節能減排任務多以說教終結，目標從來很模糊，成效就更奢談。當節能減排在日本滲透到血液成為民族特質時，這種社會動員能力無疑讓人肅然起敬。而國內，即使一些大城市白領的生活細節，與低碳潮流還是格格不入。
　　凡此種種并非將國內在節能減排的巨大成就講得一無是處，但與近鄰的差距不能無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