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節能減排的他山之石,在國內可以說連篇累牘,就是近鄰日本的經驗也不乏報道,在9日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日綠色經濟·資源循環政策研討會上,日本經濟產業省產業環境技術局大臣官房審議官有馬純、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環境本部長,包括一些日本企業如日立株式會社的介紹,記者以為對中國大有裨益。 有馬純認為,對于二氧化碳排放不斷上升的嚴峻現實,必須推進創新型技術開發以及各國政府支持,這兩者缺一不可。他表示,根據2010年6月日本內閣會議通過的能源基本計劃,到2030年,日本能源自主比率由目前的38%提高到70%;零排放電源比率從34%提高到70%左右;二氧化碳比1990年減少30%甚至更多。 相比中國國內政策,雖然我們也在倡導技術革新對節能減排的重要意義,但是在政府支持上的做法卻有南轅北轍的差異。日本更提倡運用經濟杠桿來推動,比如基于采用稅收政策應對全球變暖,進一步控制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2011年將要推行的“全球變暖稅”,其實就是碳稅。而我們更多強調行政手段,以致在一些地方發生了將節能減排等同于拉閘限電的荒唐舉動。雖然兩國國情體制迥異,但對我們還是提出了警示。中國醞釀多年的環境稅,雖然承諾在“十二五”期間開征,但是對于碳稅的征收仍無具體時間表。 根據日方介紹,為了促進新能源的普及,日本原則上把所有投入實際使用的可再生能源的發電量全部收購,收購價格為15—20日元/千瓦時,以15—20年為統一收購期;而為了降低太陽能發電成本,初期提高收購價格,然后分階段降低收購價,把全量收購期限定為10年。雖然,中國一直有全額收購可再生能源的法律規定,但是由于技術穩定性、電網建設滯后、不同利益主體的揪扯等原因,全社會對于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依然是曲高和寡。 為了減少碳排放,日本政府還將大幅推動核能利用,根據日本2010年6月通過的能源基本計劃,到2030年將新增14臺核電發電機組,將核電發電量占比由2007年26%提高到2030年的50%左右。 除了政府的作用,日本的行業協會在推行節能減排中所起作用同樣不可小覷。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為了應對全球變暖,開展了環境自主行動計劃概要,有34個行業參與,覆蓋了工業和能源轉換部門的83%。日本經團聯環境自主行動計劃在工業界的應對措施中處于核心地位。日本認為,自主采取措施有很多優點,如可以發揮自身創造性選擇更好的對策、可以誘發向更高目標努力的動力、政府和實際操作層面都能節省手續成本等。“通過自主行動計劃這些優點有望進一步得到發揮”。 而客觀地講,國內行業協會雖然在節能減排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效果則乏善可陳。 再看看企業態度。應該看到,亞洲公司在企業公民方面的認識和踐行與歐美有差距,就亞洲內部而言,中國顯然也與日本有距離。日本企業,就拿本次論壇的協作單位日立株式會社來講,它們發布了以2012年度為最終年度的《2012中期經營計劃》,并宣布將“社會創新事業”即憑借IT技術實現高度先進化的社會基礎設施事業,定位為邁向下一個百年的核心事業。在這一戰略中,日立集團將“環境”列為與“全球”和“融合”居于同等重要地位的經營三大關鍵詞之一。 國內企業也在倡導企業社會責任,也在大講特講節能減排,但其主動意愿不夠。國企領導人是受制于節能減排的行政考核,民企則不愿承擔高昂成本。 日本除了社會、企業承擔了節能減排的任務與壓力外,作為社會個體的家庭,同樣有具體的減排目標,如日本的能源基本計劃還規定,到2030年,家庭中二氧化碳的減排比2007年減半。這種全社會動員,并輔以明確目標的計劃使個體責任更明晰,當然減排效果就更突出。 相比較,就國內而言,對社會成員的節能減排任務多以說教終結,目標從來很模糊,成效就更奢談。當節能減排在日本滲透到血液成為民族特質時,這種社會動員能力無疑讓人肅然起敬。而國內,即使一些大城市白領的生活細節,與低碳潮流還是格格不入。 凡此種種并非將國內在節能減排的巨大成就講得一無是處,但與近鄰的差距不能無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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