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中共廣東省委十屆八次全會上指出：“少數干部重物輕人，甚至為了短期經濟增長不惜損害群眾利益，出現了干部在經濟總量和增長速度的‘牛市’中陶醉，群眾卻在滿意度和幸福指數的‘熊市’中埋怨的怪現象。”（《華西都市報》1月9日）
　　汪洋用經濟牛市和幸福熊市的對比，形象地闡釋了一個老問題：一些地方存在著為了增長而增長的現象，這種情況下，增長可能會表現為光鮮的政績，但卻不一定轉化為公眾的福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犧牲公眾的福利為代價。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說：“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么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并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注定會威脅到社會的穩定。”
　　正是看到這種經濟牛市和幸福熊市之間存在的巨大斷裂以及可能由此導致的社會風險，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一再強調要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讓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不過，知易行難。要讓地方政府一下子轉變角色絕非易事。近日，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表示，目前只有北京等五六個省份將“十二五”經濟增速指標定為8%～9%，其余大部分省份的經濟增速指標都定在10%以上，有些省份甚至目標翻番。這說明不少地方一味追求經濟牛市的決心依舊。
　　在我看來，這是一種制度性斷裂，即目前還缺乏一種有效的制度機制，把公眾的滿意度和幸福指數與經濟發展直接勾連起來。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個考核指標和考核辦法的問題，比如說政績考核偏重于GDP等指標。可實質問題沒有這么簡單，因為一些地區也在嘗試將滿意度、幸福指數納入自上而下的政績考核，可效果并不理想，滿意度或者幸福指數一定程度上成為“偽滿意”、“偽幸福”。究其本質，是因為在只需要對上負責的制度之下，由于信息的不對稱，所有好的政策都可以被輕易轉化為可以量化的數字或者指標。所以說，問題的關鍵是，讓權力真正對下而不只是對上負責，這樣才能徹底彌合這種制度性斷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