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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量化寬松”政策意味著全球金融市場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維持低利率。低利率政策只有在美國國內通脹率明顯上升時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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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市場國家如果愿意讓其貨幣升值則可以部分沖銷其結構性通脹；如果新興市場國家希望維持匯率穩定，就必須接受較高的結構性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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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貸款利率太低，主要原因是中國的消費價格指數(CPI)通脹率太低。而央行在制定存貸款利率時依據的最重要數據是CPI通脹率，這就不可避免造成嚴重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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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看待CPI通脹指數，并對其進行適當合理的調整。一旦CPI能夠反映現實中老百姓對通脹率的感受，央行就有依據調整存貸款利率。
美聯儲去年11月3日宣布將在2011年6月以前以每月750億的速度收購6000億美元的美國財政部發行的長期國債，并維持聯邦基金利率在0.25%的極低水平。這就是所謂的第二輪“量化寬松”措施，其目的是刺激美國的就業及經濟增長。
“量化寬松”是在利率接近零而失業率居高不下、實體經濟信貸萎靡、經濟增長緩慢，且有通縮壓力的惡劣經濟環境下，各國中央銀行為了擺脫通縮風險并刺激就業與經濟增長而采取的非常規性貨幣政策手段。
日本最早在十年前就試過“量化寬松”政策，對刺激經濟增長的效果并不明顯。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后，英國與美國在大幅度降息后也采取了“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試圖恢復就業與增長，但對增加就業及刺激增長的效果也不明顯。
目前，大部分美國學者及評論員對美國的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表示可以理解，但對其效果卻普遍持懷疑態度。而其他國家的學者及政策制定者紛紛警告美聯儲的這項政策可能導致美元匯率下跌及全球流動資金泛濫，可能沖擊新興市場，導致新興市場國家的外匯市場、股市及房地產市場泡沫。那么，如何準確透徹地理解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背景、目的、后果及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中國又應該如何應對？
美國、歐洲、日本及其他發達經濟體國家人口占全球20%。在經歷了全球金融危機后，他們正需要進行痛苦的結構性調整，包括：修復其國家、企業及家庭的資產負債表(增加儲蓄及稅收并減少債務及消費)；調整其生產方向(從為美國消費者生產轉向為新興市場消費者生產)，尋找新的就業機會(從房地產、金融、會計、法律、軍工等高度依賴本地資產泡沫的行業轉向創新科技、教育、新能源、基礎設施等未來全球經濟需要的行業)。
美國“量化寬松”政策意味著全球金融市場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維持低利率。低利率政策只有在美國國內通脹率明顯上升時才會改變。而在目前，美聯儲并不擔心美國國內的通脹，相反，擔心的是通縮。美國各界非常希望通過美元貶值來刺激美國的出口，但這導致中國、歐洲、日本及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不滿。被認為是損人利己。各國為了保護自身利益，分別采取了大致盯住美元及緊跟美聯儲貨幣政策的策略，至少不容許美元任意競爭性貶值。不容許競爭性貶值的原則已經成為2010年末結束的G20會議的一個最受歡迎的實質性成果。
在匯率波動終于被認為是不可取的政策后，美國的“量化寬松”政策將不可避免地推高全球的平均長期通脹預期。更為重要的是，它將導致新興市場國家更為強勁的通脹率。新興市場國家的通脹率由全球平均通脹率與本國結構性通脹率兩部分相加組成。新興市場國家如果愿意讓其貨幣升值則可以部分沖銷其結構性通脹；如果新興市場國家希望維持匯率穩定，就必須接受較高的結構性通脹。
在較高的全球平均通脹及本國結構性通脹的形勢下，新興市場國家最重要的防衛就是通過加息來避免資產投資市場的負利率及相應的泡沫。
中國、印度、巴西以及非洲等新興市場國家占全球人口80%。這些國家在全球金融危機后迅速恢復，不僅沒有債務問題，反而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并在迅速的工業化及城市化過程中面臨普遍的基于勞動生產率增長的結構性通脹(工資、房價、糧價、能源及原材料價格上漲；教育及醫療服務成本迅速上升；制造業產品價格下降)。
從全球人口及實體經濟看，世界當前并不存在嚴重的經濟危機反而可能是有史以來最有發展前途的時刻，因為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的貧窮人口正腳踏實地一步一步脫離絕對貧困，穩步邁向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總量及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也因此而穩步提高，給面臨短期結構調整困境的發達經濟體國家提供了大量經濟發展的機會。全球實體經濟對實際資本、原材料、能源、技術、教育等的需求極其旺盛，可以說是供不應求，與發達國家需求萎靡、經濟蕭條的現象背道而馳。
但是，從全球金融市場來看，世界卻面臨嚴重的金融市場秩序危機。全球金融資產的大部分集中在發達國家市場，由于目前接近于零的利率及上升的長期通脹預期，將面臨金融資產回報率為零甚至是負的威脅。大量金融資產正伺機進入新興市場，因為這里實體經濟投資的實際回報率遠遠高于發達經濟。最近的研究發現，在過去30年，中國實體經濟的平均投資回報率是20%，而同期日本只有10%，美國5%。
值得注意的是，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市場成熟度及規模遠低于發達國家，還沒有能力影響及決定全球金融市場的主要價格，如利率、匯率、通脹率。更為嚴峻的是，新興市場的大部分金融市場存在嚴重的資本價格扭曲(中國的實際負利率及巴西過高的實際利率等)。
以中國為例，一年期存款利率大約2%，住房貸款利率6%，但全國的平均房價在過去20年大約每年漲10%。從投資角度看，資產的通脹率在過去20年平均達每年10%，但房貸的利率只有6%，投資房地產的實際利率在過去20年大致是負4%(6%的名義利率減去10%的資產通脹率)。這么嚴重的負利率維持這么長的時間必然導致大量的房地產投機，這也表明我們的金融與現實嚴重脫節，即房貸名義利率與實際回報率相比太低。
名義利率太低導致金融資本的價格太低，而現實中實際投資的回報率太高意味著實際資本非常稀缺。可以獲得廉價金融資本的個人、企業及地方政府很可能投資到低回報率的項目上而制造泡沫浪費資源，而許多高回報率的項目可能因為無法獲得金融資本而無法啟動。其后果，為了控制泡沫，國家不得不通過行政手段控制總體投資及貸款規模，導致中國由于整體消費及投資不足，不得不將剩余資本(經常項盈余)出口到發達國家，激起當地貿易保護主義情緒。
為什么我們的投資回報率如此高而名義利率會如此低？投資回報率高是改革開放及大量高質量基礎設施投資的結果。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與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給中國創造了極好的機會建設高質量的城市基礎設施，大大提高了中國城市建設投資的回報率。
但是，中國的貸款利率太低，主要原因是中國的消費價格指數(CPI)通脹率太低。CPI主要由食品等消費產品價格構成，而中國老百姓消費結構在過去20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老百姓今天的大部分消費在住房、交通、醫療、教育、旅游等新興消費領域，與傳統的CPI結構并不相符。而央行在制定存貸款利率時依據的最重要數據是CPI通脹率，這就不可避免造成嚴重扭曲。老百姓存錢或貸款的目的主要是為買房、看病、付小孩學費，而不是買菜吃飯。低利率鼓勵有錢人通過買房買股票來抵御資產通脹，但嚴重影響沒有足夠存款的低收入階層通過投資資產來抵御通脹，長此以往，將嚴重影響社會穩定。
在目前復雜的國際國內經濟環境下，迫切需要對美國“量化寬松”政策導致的全球長期平均通脹率預期上升以及由于新興國家經濟發展導致的長期結構性通脹預期上升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首先，客觀看待CPI通脹指數，并對其進行適當合理的調整。國家對GDP統計數字曾做過多次調整，大大提高了GDP統計的質量及可信度。可以仿效對GDP的調整，對CPI統計數字作系統調整。一旦CPI能夠反映現實中老百姓對通脹率的感受，央行就有依據調整存貸款利率。CPI通脹率還會直接影響人民幣實際匯率的計算，如果CPI指數根據實際通脹水平系統上調每年平均2%，人民幣實際匯率在過去10年可能已經由于通脹而升值20%以上。更準確的通脹統計數字可以迅速且有說服力地緩解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情緒。
其次，因通脹而受影響的弱勢群體可以通過適當的財政轉移支付來彌補其損失。加息之后，有大量貸款的國有企業、地方政府及投機分子將不得不面對高昂的利息成本，從而促使他們放棄低回報投資項目。房地產及股票市場在大幅度加息之后短期會有下調的空間，但長期將有更大的可持續增長空間。在合理的資本價格及沒有泡沫的環境下，國家可以更容易可靠地通過擴張的財政政策來平衡由于加息導致的經濟收縮。
總之，在全球匯率戰休戰之后，各國間經濟結構調整的重任主要落在各國不同的增長率、投資回報率、利率及通脹率上。有了合理通脹率、利率及匯率，就可以避免資產泡沫。沒有資產泡沫，就不用過分擔憂“熱錢”的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