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值年底，對2011年中國宏觀經濟將如何運行、政府的宏觀管理將如何實施，已有很多猜測了。這些猜測大體討論出了一個“新四維”——面臨通貨膨脹考驗的中國經濟、“十二五”規劃啟動第一年的中國經濟、2012年換屆之前的中國經濟和被廣泛議論為G2的“中美國共同體”（Chinamerica）的中國經濟。
　　但這表面上看是新挑戰和新機遇共存的“新四維”，能否真的給中國帶來經濟的“新思維”，卻依然值得懷疑，至少不是明年一年就會有結果的。
　　首先，第一維：通貨膨脹壓力下的中國經濟，以市場工具為手段的辦法不多，而且多數政策的效果難以預計。比如，管理貨幣的最高當局，其貨幣政策基本就是失靈的。盡管自從10月央行加息0.25個百分點之后， 于圣誕節又加息一次。可效果何時出現，或者說加息對中國經濟擺脫通貨膨脹有無作用，就值得懷疑。因為加息表現出來的央行即將采用穩健的貨幣政策，難以抵消還未產生變化的積極財政政策帶來的投資沖動和力度。其次非常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土地財政”已根深蒂固，以這種財政體系對投資的依賴程度，一般而言對資金成本的變化并不敏感。最后，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核心資源，都在央企和國企手里，它們的融資渠道和欲望，對央行利用貨幣工具等市場化手段的貨幣政策，缺乏基本反應。導致中國通貨膨脹的主要因素是投資欲望和能力的衰減，簡單的加息基本上無視這些。能夠在貨幣政策從緊的環境下進行投資的主體，都不是央行可以管理的對象。
　　假如面對通貨膨脹，貨幣政策變得有一定的效果，我們或者可以說中國宏觀經濟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因為這是市場的問題在市場工具運用之中解決的。而這點在2011年是否能夠看到，是有很大疑慮的。
　　因為在“新四維”里，明年是“十二五”規劃實施的第一年。這一年對于中國來說，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若是比較某種孰重孰輕的次序關系，針對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根本無法超過“十二五”規劃中的產業政策。
　　換言之，央行的政策是不會以經濟結構調整為目的的。而在中國這十年以來國家行為的經濟轉型中，產業導向才是經濟調整的根本所在。也就是說哪種產業大發展，哪種產業要關、停、并、轉，需要宏觀調控，并非貨幣政策決定的，更非貨幣政策的效果。而是相反，貨幣政策及其產生的信貸資產和金融服務，都必須滿足國家產業導向的投資。
　　因此，當制度化、獨立化的央行政策，有可能產生宏觀經濟管理水平和能力的結構性變化時，它卻碰上從政治上講更需要開門紅的“十二五”規劃的啟動，而這樣的啟動又十分吻合維穩的政治高度，容易符合第三維：政府換屆、新任班子，能夠快速完成經濟增長指標的動機。這種政府產業政策的連貫性，要比復雜的貨幣政策導致的經濟效果，更容易得到政府有形之手的支持。所以從前三維的角度來說，中國經濟要想有突破性的新思維是比較困難的。
　　而第四維，被廣泛議論為G2的“中美國共同體”的中國經濟，從表面上看是對中國國力迅速上升的一種褒揚。這點我們不用妄自菲薄，而且2011年中國經濟的新思維也許就從這第四維中突破。因為在中國和美國的關系之中，機會和挑戰是政治經濟交融的綜合實力對比。在這個問題上，需要有大智慧才能帶來新思維，有了新思維，才能有新的第四維。
　　“中美國共同體”是一個超越舊有政治經濟體系的新格局，這個格局自全球化以來還沒有出現過。在這個共同體里，利益暫時是動態均衡的。而這樣的動態均衡，有相當危險的部分——比如中美債務關系即是危險的金融平衡。
　　但這種金融平衡，卻也在充滿各自不滿的氣氛之中達成了相當的互補，因為這相當于中美國際貿易變成了實物資產和貨幣資產的平衡。可以這么說，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美之間的關系總的來說是利好中國經濟的，是刺激中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給中國經濟制度帶來了本質性的變革。從這樣的歷史看，中國目前有條件和美國共筑“中美國共同體”，無疑是一種歷史的進步。
　　因此之故，如何在雙方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打造這個“中美國共同體”，也許是2011年中國經濟發生向好的結構性變革的最佳突破口。但這樣的突破，也許不是一年之功，而且需要更多、更為本質的新思維。但這個時間節點的確是來了，在新的一年，無論如何它都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